中、日两国同样是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实现科学技术发展和现代化的，但效果却不尽相同。除了不同的历史条件与科学技术基础，关于技术引进的不同方针政策也是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

    二战后，日本自我评估其与欧美国家的技术差距大约为20年。于是，从1950年代初开始，它掀起大规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热潮，到1980年代初，在产业技术领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与美国相比，在43种主要产品、186项技术指标当中，超过美国的有54项，赶上美国的有60项，不及美国的有72项(《读卖新闻》1982年7月28日报道)。 

    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我国才真正获得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正常条件。30年来，我国虽然在各方面取得巨大进步，但是科学技术依然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科技部《技术预测与国家关键技术选择》(2003年)进行的关于高科技现状的调查报告说，在218个项目中，我国有1项居领先地位，有27项与领先国家处于同等水平。 

    仅就引进技术的效果而言，不能不说日本是“快、好、省”，我国则是“慢、差、费”。其原因就在两国不同的方针政策之中。 

    外资政策方面 

    对于外国资本，中、日两国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政策。这决定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也直接影响着技术引进的效果。 

    日本于1949年12月制定《外汇及外贸管理法》，翌年10月制定《关于外资的法律》，正式拉开引进国外技术的序幕。与此同时，为了保护国内市场，扶植民族工业发展，日本对外资的进入作了严格限制。如“外资法”规定：外国企业在日本国内的投资，股份不得超过50%，而且要有益于提高日本国民的收入水平和增进就业及改善日本的国际收支。 

    日本政府的主管部门———通产省(现经济产业省的前身)始终掌握着对外资进入和技术引进的审批权。其前提条件是，国内企业及国产品要初步具有与外国进行竞争的能力。 

    日本的这种外资政策保护了国内市场免遭外国商品的挤压与垄断，为日本企业的成长与发展(包括技术研究开发)提供了良好的国内环境。 

    我国对外国资本提供各种优惠政策，实行“权力下放”政策，大大降低了外资进入中国的门槛，同时也下放了对技术引进的审批权限。这使得地方政府为吸引外资而展开竞争，几乎是不加选择地引进低档次、简单的生产线，导致低水平的重复屡禁不止。 

    现在看来，这种外资政策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是起到巨大推动作用，但民族工业被迫面对资金和技术实力强大、在中国享受各种优惠待遇的跨国公司，技术发展受到严重削弱与制约。 

    “国产化”方针方面 

    实现引进技术的“国产化”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一贯坚持的政策目标，二战后更贯彻了“一号机进口，二号机国产，三号机出口”的不成文方针。 

    日本政府根据振兴产业的需要对技术引进提供政策导向。战后不久，为恢复和发展经济，政府确定了“倾斜生产方式”，先后把钢铁、电力、造船等基干产业列为支持重点。如1951-1961年，日本对钢铁工业实施两个“产业合理化计划”，积极支持和鼓励钢铁企业引进欧美国家的炼钢技术、轧钢技术和高炉技术等先进技术。起初，日本也是以购买先进设备为主要引进技术方式的。不过，它在引进第一套设备之后就努力实现“国产化”。就这样，从1966年起，日本便开始出口钢铁生产技术了。 

    1951-1961年期间，日本共引进国外技术1062项，资金为1167亿日元，按当时汇率(1美元兑360日元)计算，仅3.2亿美元。在这期间，日本把技术创新能力主要用于消化、吸收引进的外国技术上，结果做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我国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就提倡引进技术的“国产化”，在政府的相关文件中也有规定，不过，这些规定似乎大都停留在一般要求上，缺乏整体战略与分清轻重缓急的重点政策及相关配套措施，引进技术“国产化”至今还被列为第三种“自主创新”的位置上。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一向把购买成套设备作为扩充产业规模与增强生产能力的重要措施，这使反复引进成为理所当然，从而削弱乃至抵消了“国产化”方针。 

    从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至2006年，我国用于引进技术的资金多达2000亿美元。直到近些年来，我国才在不断引进的基础上实现了一些技术的“国产化”，不能不说是代价太大，时间太长，速度太慢。 

    科技管理体制方面 

    二战后，除了铁路(也有部分私营铁路)、电讯等为国营外，日本没有更多的国有企业。它通过经济发展规划、设想、战略等，对企业进行政策导向。有关法规及行政指导成为政府对企业进行日常监管的最主要手段。 

    在科技方面，日本设有国立大学和国立科技机构(如理化研究所、产业技术综合研究开发机构等)，主要从事基础研究及应用研究，也设立各种中介机关，如新技术开发事业团等，积极促进对企业的技术转让。包括技术引进在内，除了制定相关方针政策，政府还支持企业联合起来，推进引进技术的“国产化”。 

    在日本，政治家、政府官员与经济界的关系虽然十分密切，以致有政(政治家)官(官僚)财(经济界)“连体”、“三位一体”、官商勾结等说法及现象，但是从整体上来说，政府还是政府，企业仍旧是企业，不存在政企不分、官商一家等问题。 

    我国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在科学技术领域，政府包揽、重官轻民(企业)的倾向比较严重，形成了科技力量官大民小、官民两条腿长短不一的跛行局面。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实施了多个大型科学技术研究开发及技术转让计划，如“863”、“973”等计划及“火炬”、“星火”等计划。它们对于跟踪和赶超世界先进科技水平发挥了很大作用，但相比之下，组织和支持企业把引进技术推进到“国产化”阶段的工作却严重滞后。 

    政府采购政策方面 

    日本政府有提倡使用“国货”的传统。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927年的“爱用国货周”。二战后，1954年和1961年日本内阁会议都曾做出了提倡“爱用国产品”的方针，甚至开展“爱用国产品”的“国民运动”。1961年的内阁会议通过的文件强调，“特别是政府需求，要坚决贯彻使用国产品的方针”。直到1980年代，政府还通过“行政指导”鼓励“爱用国产品”。 

    我国实际上不存在鼓励使用国产品的方针。不仅一般民众喜欢购买外国的日用消费品，而且，各行各业也都乐意采购外国产的零部件及原材料，而很少有企业愿意购买一般的国产品。政府部门向欧美国家派遣大规模采购团虽然作为“经济外交”的一环有促进、改善国家间政治和经济关系的作用，但作为客观效果之一，则无益于培养优先使用国产品的风气。 

    如此悬殊的政府采购政策势必会对各自的引进技术“国产化”产生影响。 

    近年来，我国在实现引进技术“国产化”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如04型程控交换机、0.1微米等离子体刻蚀机和大倾角离子注入机、60万千瓦超临界火电机组等等。这说明，只要方针政策对头，下定决心，努力钻研，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目标是能够实现的。有理由相信，认真总结60年来，特别是近30年的经验教训，可以把引进技术“国产化”的工作做得更好。 

    (作者为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