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了土地，我还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农民么？”22岁的新生代农民工魏雪侠以一种开玩笑的口气向记者质疑。她现在上海打工，虽然近期还没有回家的打算，但她仍渴望自己的名下也拥有一份土地，就像村里的大多数农民一样。
记者在安徽、江苏等地采访中了解到，新生代农民工中已经出现一个特殊群体：“无地农民工”。如果这个群体在城市找不到工作，无论滞留城市还是回到农村，都可能面临缺乏基本生活保障的困境，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基层官员建议，应对“无地农民工”现象未雨绸缪，提前谋划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出现新群体：无地农民工
22岁的农民工魏雪侠现在上海市一家鞋厂打工。虽然她的户籍仍在安徽界首市田营镇魏窑村，但在老家却没有土地。村里20世纪90年代初最后一次土地调整时，她家因计划外生育人口且未缴足计划生育罚款，她没能分到土地。很多像魏雪侠一样的新生代农民工都面临着这样的尴尬：作为农民，她没有土地作为基本的生产资料；而作为工人，她被鞋厂永久接纳的可能性也很小。
对此，安徽省阜阳市市长孙云飞提出了“无地农民工”的概念。他分析说，“无地农民工”的存在主要有两个原因。一部分无地农民是计划外超生人口，他们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未能分到集体土地，还有一部分是农村土地30年不动政策实施后的新生儿。“无地农民”长大成人外出务工，就成了“无地农民工”。“无地农民工”的年龄层次基本都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范围。随着时间推移，这一群体的人数会越来越多。
目前，“无地农民工”数量已经具有一定规模。阜阳市政府劳动部门已经关注到无地农民工现象。据阜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汝天彬粗略估计，阜阳市228万外出农民工中有“无地农民工”60万人，估计今后每年有10万没有土地的新增劳动力进入社会。
以安徽界首市魏窑行政村魏窑自然村为例，该自然村目前共有2200多人，上世纪90年初，魏窑自然村对土地进行了最后一次分配；当时有50、60名计划外出生人口没有依法缴纳计划外生育社会抚养费(即计生罚款)，没有分到土地；1990年8月以后出生的人口，也不能分到土地。这些人现在已经成为劳动力外出务工。村干部魏天和粗略估算，截止到2008年底，魏窑自然村无地农民累计人数在400人以上。
边缘中的边缘：“无地农民工”不等同于失地农民
“无地农民”和失地农民不同。失地农民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其丧失土地过程是显性的，失地农民不仅有一大笔土地补偿款，还会被政府纳入城镇职工保障体系，在就业、养老、医疗等方面得到行政力量的照顾。但“无地农民”一直处于隐性状态，游离于政府的目光之外，还无法享受到政府的额外关照和重视。
农村耕地资源日渐紧张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回避、日益逼近的难题，“无地农民工”是由此产生的一个典型群体。汝天彬认为，由“无地农民工”群体的出现可以看出，农村中土地资源不均衡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在农村，有的家庭女儿多，女儿出嫁后，剩下两个老人种着10多亩地；有的家庭儿子多，常常10多个人口，土地还不到5亩。对于一些人均耕地连0.2亩都达不到的家庭，土地已经逐渐丧失了基本社会保障的功能。务农收入不再是他们日常收入的主要来源。
“无地农民工”的出现凸显出土地资源不均衡趋势现象。魏春影说，在他们村，有的家庭孩子已经考上大学，在外地工作了5、6年，脱离了农村户口，但这些人一边领着工资，各种社会保障齐全，名下还有一份土地。这对魏雪侠这样的无地农民工而言，显然是非常不公平的。
“无地农民工”的未来走向值得关注和研究。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王开玉分析，“无地农民工”群体分化为三类：第一类能在城市定居并成为市民，有着医疗、养老等保险。在当前户籍、社保、教育等现有制度不发生改变的情况下，能在城市拥有稳定工作、收入和固定住所并定居城市的，只有极少数人能成为第一类；第二类人在城市工作多年，随着青春消逝，其就业选择范围越来越窄，甚至面临失业，但由于长期在城市生活工作，不愿回农村，仍选择留在城市，成为城市中的赤贫者；第三类将返回农村，耕种父母或亲属的土地，或者租种他人土地，以此为生。后两类人将可能是“无地农民工”群体的主要去向。在社会经济平稳的条件下，当他们丧失劳动力时，不管他们滞留城市还是返回农村，他们的未来生活保障和养老问题都会面临难题；如果遭遇社会经济环境突变，这些无地农民工找不到工作，同时他们在农村没有土地等生产资料来保障基本生活，他们就有可能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消极因素。
谈及未来的打算，魏雪侠说：“最近还没有回家的打算，还要再打几年工，但我终究还是要回到农村的。我现在在工厂上班，每月都能拿到工资，没有想过以后回到农村没有土地如何生活生存，等到时候再说吧。”
“无地农民工”：可能成为不稳定因素
基层乡村干部分析认为，土地资源不均衡分配目前还不会影响到农村社会稳定。当前，几乎所有的年轻人一毕业就会选择外出打工，不选择留在家中种地。没有土地的年轻农民的父母都是有土地的，从农村习俗来看，这些土地不仅是其父母的基本保障，也是他们自己的最基本的生活来源保障。所以土地资源不均衡目前尚不足以成为一个显性问题。但以后如果土地分配不均趋势加剧，则无论是回到农村的“无地农民”，还是留在城市的“无地农民工”，都可能成为不稳定因素。
一些基层干部和专家认为，从未雨绸缪的角度来看“无地农民工”问题，主要应从三个方面来着手。一是国家有关部门应对这一群体进行完整系统的统计调查，对这一群体在地区分布、大致人数等方面有宏观的数据掌握，以便对其有宏观的把握，了解这一人群的动态，从而能有的放矢，进行合理的统筹和管理，这个工作应该说是应对这一问题的根本工作。
第二是对于农村土地资源分配不平衡的现状进行适当的调节和改革。在不违反大前提、不引发新矛盾的前提下，允许部分这类矛盾相对尖锐的地区进行试点改革，探索解决农村土地资源分配不平衡的方法。
第三是继续加快城市化速度和水平，把一些有能力又有意愿留在城市的农民工转化为市民。在这方面，破除农民工进城务工、定居的户籍、教育、社保等政策壁垒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样可以在有条件的地方进行尝试性的改革和调整。在城市化过程中，继续加大中小城镇的发展非常重要，在越来越多的大城市不堪重负的情况下，大量移民迁入中小城市将带来各种资源，并促使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提高、产业和服务多元化、收入和消费升级加快、就业机会更多，单一功能城市逐渐变成多功能城市，小城市逐渐成长为大都市。江苏等长三角等地的“新市民”运动可以说是农民市民化的成功尝试。
举家外出新农民工渐呈“移民化”倾向
他们不再是迁徙的“候鸟”，他们携妻拖子，使尽浑身解数，渴望能在城市寻一片遮风避雨屋檐。他们是新生代农民工中的一个典型群体。记者近日调查了解到，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了与父辈们不同的生活方式，他们“举家”外出务工，基本脱离了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对土地依赖性降低，“移民化”倾向日渐明显。
分城市新生代和农村新生代两大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农民工战略问题研究课题组认为，根据流动程度大小，可将农民工分为三个群体：第一类是基本融入城市的农民工，他们在城市有固定的住所、工作单位，收入相对稳定；第二类是常年在城市打工、同时流动性较强的农民工，比如春节返乡，他们在城市有相对稳定的职业、收入和居住地；第三类农民工是间歇或季节性在城镇务工，仍然兼顾农业生产。目前，第二类是农民工的主体，而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第二类农民工的主要组成部分。
据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王开玉分析，由于成长经历和环境的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可分为两类：第一是在农村出生长大、走出去城市务工的农村新生代农民工；第二是自小跟随父母一起外出、在城市成长、学习，成人后留在城市务工的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农村新生代和城市新生代之间存在差异。相对于农村新生代来说，城市新生代更熟悉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和农业生产已经产生了疏离感，由于成长环境在城市，他们的参照系是城市同龄人，其不平等感、被剥夺感会强烈一些，心理预期和现实状况落差较大。农村新生代参照系是农村同龄人，被剥夺感相对较弱。
不管是城市新生代，还是农村新生代，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受教育水平、职业选择等方面都已经发生改变。他们中的很多人缺少像父辈们对赖以生存的土地的“恋土意识”，由于长期受到外出打工改善生活的观念影响，对家乡农村和农业的依恋在减退，不愿甚至无法回归农村。尤其是城市新生代，他们生活方式和习惯已经基本融入城市，虽然明知自己户口还在农村，但他们更倾向于把自己定位成城市人，不再习惯农村生活和农业生产。
22岁的刘坤是安徽阜阳市颍泉区伍明镇青龙村人。他现在上海市闵行区经营一家渔具店铺。他10岁时跟着父母来到上海，先是在农民工子弟学校读完了小学和初中，随后进入一家职业技术学校。离家10多年来，他回安徽的次数累计只有三四次。“我户籍还在村里，但村子位置我已经记不清了，村里人我认识的人少。我连说话口音都变了，阜阳方言我讲不好了。”他说，父母每次催他回老家看看，他都不乐意，不习惯农村乌黑的夜晚和不便的交通。在他周围还有一些年轻人和他一样，从小就跟随父母外出，有的五六岁就到了上海。
“移民化”倾向明显
刘坤通过网络认识了一位安徽太和县的女孩。他说，两人恋爱关系确定后，会一起在上海发展，从来没想以后会回农村老家长期生活。在上海，不仅有很多象刘坤这样的从小在城市长大的城市新生代农民工，还有越来越多的在农村长大的农村新生代农民工，倾向于选择在城市安家。
江苏省农民工工作办公室副主任曹炳泰说，在近期一项青少年农民工调查中，15%的青少年农民工表示，不管未来如何变化，一定要争取留在城市发展，不愿意再回到农村。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已经习惯了城市生活方式，不愿再回到农村生活。该调查还显示，25%的男性、35%的女性全年都没有往家中寄过钱，这说明这些新生代农民工正在争取从经济上解放自己，希望用自己的劳动成果来过上城市生活，而不像老一代农民工那样把大部分工资都寄往农村。
李中是一名在城市定居的农村新生代农民工典型。他来自安徽界首市田营镇魏窑村。结婚前，他一直在上海的一家模具厂打工。2000年，他在家人的张罗下和同村女孩魏萍结婚。在村里办了婚宴后，夫妻两人就一同来到了上海继续打拼，李中在工厂上班，魏萍开了一家门面经营服装生意，一般每年回家一次。2003年，两人有了孩子，便把老家的父母接了过来，两人回家的次数就更少了。
记者调查了解到，新生代农民工常年在外务工，与老一代农民工季节性、流动性较强的务工形式相比有所改变，表明农民工流动已经由改革开放之初的以在原籍务农为主、农闲时节外出务工的季节性流动，转变为以外出务工为主、以务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全年性、多年性流动，乃至在流入地长期居住的形式，原来的以个体劳动力为单位的劳动力流动形式转变为夫妻两人同时外出甚至携带子女前往劳动力输入地的形式。他们基本上脱离了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在现居住地稳定居住的持续时间逐年增加，返回户籍地老家的次数减少，融入现居住地的趋势比较明显。这一系列现象表明越来越多地新生代农民工选择举家外出务工，“移民”化倾向渐趋明显。
对城市公共服务渴求迫切
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以个体为单位的劳动力转移，新生代农民工更多的是以户为单位的转移形式。这种“举家迁移”的方式，决定了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对平等享有教育、医疗、就业落户等方面的愿望极为迫切。他们希望能得到更多尊重、公平对待、平等权益以及实现自我价值。
尤其是子女教育问题，更是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的迫切渴求。魏萍告诉记者：“孩子一出生就在上海，现在已经6岁了，最头疼上学问题。民工子弟学校教育质量差，但本地学校报名必须持房产证才行。最烦神的是高考，我们户籍都在老家，难道还得回去上高中么？我们两口子都在上海，孩子一个人回去咋办呢？必须得一个人放弃工作回老家陪读。”说起孩子的教育问题，两口子连连叹气，他们的收入虽然可以满足在上海生活，但是要买一套房子，远远超出了他们承受的能力。
子女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的制度阻碍如果不能及时解决，将会倒逼新生代农民工返流。这种返流是城市化水平的倒退，不利于社会健康发展。一些农民工输入地政府正在试图破解这样的难题。在教育方面，江苏昆山市教育局规定只要能证明其父母在昆山有稳定工作、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均可进入政府制定的公办学校就读；在落户方面，公安部门规定，在昆山购买80平方米以上的房产满3年、连续缴纳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3年以上或与企业签订有劳动合同的外来务工人员，均可在昆山市落户。据了解，每年约有1万名外来务工人员在昆山市落户。
新生代农民工：
对农民身份普遍不认同
虽然安徽老家也不愁吃穿，但24岁的袁丰琳仍选择来到江苏昆山市务工。谈及外出务工的目的，她说，“我想趁现在年轻，出来跑跑，挣钱并不是惟一的目的，主要是可以见些世面，长长见识。”
记者日前调研了解到，专家调研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输入地纯粹的雇佣劳动力，产业工人特点鲜明，心理定位更趋向于产业工人。
新生代农民工不“恋土”
在改革开放之初，第一代农民工当中的很多人虽说从事着工业生产，却把自己定义为农民，对城市的感觉是边缘的、疏远的，对产业工人阶层的归属感相对较低。目前，这种对产业工人的心理归属感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正在发生变化。
安徽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农民工办公室主任刘邦安说，同样是农民工，老一代农民工妻子儿女和父母都在农村，对土地充满感情，心理更倾斜于农村，他们经常会在农忙期间回家务农，即使回家的车旅费成本比庄稼收成还贵，但他们还是会选择回家帮助收割庄稼，就像中国人对传统春节的感情一样；新生代农民工则不谙农事，他们的心理更倾向于城市生活。他们从小学读到初中或高中，一旦毕业，就外出务工，几乎没有做过农活。尤其是那些跟着父母外出在城市长大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在城市求学生活，已经习惯了城市生活，“恋土”意识较为淡薄，不适应农村生活，也不愿意回到农村。
务工动因由“经济型”转为“生活型”
与老一代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动机不再停留在经济层面上，见世面、开眼界，已经成为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外出的主要动因。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当代农村进城务工青年价值观研究———基于江苏省苏南、苏北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抽样调查》调查组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基本是在衣食无忧的环境中长大，其外出动因已经由“经济型”转为“生活型”，他们受到老一代农民工的示范作用影响，看到外出务工明显改善了生活水平，普遍认为留在农村是没出息、没前途的表现。
外出动因的改变，决定了新生代农民工不再把挣钱作为唯一目的。调查数据显示，54.2%的新生代农民工是因为要外出开阔眼界、提高自身素质，9.7%的人是因为家乡生活单调、打工所在地生活较为丰富，还有4.2%的人希望从农民变成市民，把自己的农村户籍改成城市户籍，仅有31.9%的人外出目的是为了满足经济需要。
安徽省舒城县千人桥镇兴丰村袁丰琳说：“我在学校，总想着外面的世界有多好，总想到外面去看看。”小时候她和哥哥上学，家里特别缺钱，父亲就到厦门打工挣钱接济家里。现在她哥哥大学毕业工作了，经济条件宽裕了，她挣的钱不需要再供家中开销，可她仍选择外出打工。在兴丰村，象袁丰琳这样的年轻人要么考上大学读书，要么就外出打工，基本没有人留在村里。
在农村地区，年轻人外出打工已经成为一种流行。在作为传统农业大市安徽阜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柳廷峰说，在农村地区，人们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年轻人留在村里种地，不外出打工，会被乡邻们认为没有本事，不能挣钱。“连女孩都能外出打工挣钱，小伙子在家里闲着，讨个媳妇都难。”
对于农民身份普遍没有认同感
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农民身份普遍没有认同感，只有8.7%的人认为自己是农民身份，他们更倾向于将自己看作工人群体，75%的人认为自己属于工人群体。由此可以看出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把自我身份定位为产业工人，仅有较少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对“农民工”这一身份名词持认同态度。该调查发放问卷2500份，调查对象包括制造业、服务业、采掘业等行业的新生代农民工。
安徽省界首市田营镇魏窑村的魏芹说，虽然她是从农村地区到江苏省无锡市的保健器材厂打工的，但她没有感到自己是农民，每天上班、下班，生活规律和普通工人基本没有什么差别，每个月1000元的基本工资，并根据业务量提成，生意好的时候一个月可以挣到五六千元。“我现在的生活状况应该算是个工人，即使以后回老家，我不会做农活，不可能会在家种地。”
这份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人生价值观呈现出理想与现实矛盾的特征，他们希望能够融入城市，但又认为自己不能完全融入城市，普遍存在城市归属感弱的边缘化意识。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对产业工人的归属感增强有助于加速农民变市民的进程，这对未来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是一个利好消息。安徽省总工会研究室主任赵子席说，中国社会未来现代化取决于城市化，城市化取决于农民转变为市民或工人，即农民工的市民化速度和水平。政府应当积极发挥引导作用，让农民工有序、平稳地成为新市民，不仅要避免市民化速度过低阻滞城市化进程，也要避免市民化速度过快导致城市无法容纳吸收。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程士华郭奔胜王恒志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