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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04          来源:经济参考报

  央企部分红利

  应用于居民消费

  □王福重

  为了推进央企上缴红利,2008年1月,我国决定开展“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试点工作。现在,两年过去了,这项工作进展得并不顺利,央企红利上缴的资金寥寥。而在这期间,央企的经营状况和利润,与金融危机阴影下苦苦挣扎的民营企业或中小企业相比,形成巨大反差。

  扩大内需,必须要提高消费在G D P中的比重,减少储蓄的比重。整个经济的储蓄,包括企业储蓄、家庭储蓄和政府储蓄。10年来,中国家庭储蓄占G D P的比例相当稳定,大约维持在20%的水平。政府储蓄也基本未变,大约为10%,与此同时,国有企业的储蓄则大幅度上升,2007年国企的储蓄占G D P的比重为23%,较10年前的12%几乎翻了一番。也就是说,中国储蓄率高,并非只是居民有此偏好,国企的储蓄率才是更重要的原因。

  庞大的企业储蓄,是如何积累起来的呢?主要靠国企的税后利润。2006年,全部国企共实现利润1.13万亿元,其中央企7700亿元。2007年,全部国企利润是1.2万亿元,其中央企8000亿元。庞大的税后利润,归企业自己支配。他们将如何使用这些资金呢?国人看到的是,央企在各大中心城市争“地王”。

  在多方呼吁下,情况于去年初有所改变,央企按照不同情况,分别上缴其税后利润的5%或者10%,进入专门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可是,仍有不少遗憾。第一,上缴的比例过低,5%和10%,是财政部门与企业博弈的结果,不可否认,企业在博弈过程中是有话语权的。无论是考虑多年没有上缴红利,还是与其他国家的国企分红比例比较,这样的比例都明显偏低。第二,即使纳入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其支出还是用于国企自身的需要,如补充企业的资本金,以及用于支付困难国有企业的退出成本等,而没有满足一般的公共支出需求。

  不错,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一般公共性预算是分列的,但是,如果国企的红利,取之于企业,又全部用之于企业,完全不顾及一般的公共需要,上缴红利的意义何在?

  且不说,国企的利润多来源于垄断地位或者垄断资源,国有企业还占有了银行贷款的绝大部分份额,在一般公共预算的支出中,很大一部分也是用于国企的。红利不用于公共需要,无论如何都是说不过去的。

  因此,首先是要较大幅度地提高政府的分红比例,而不是再藏富于企;其次,把更多的分红用于一般公共需要,特别是要用于社会保障支出,弥补多年的欠账,笔者甚至认为可以考虑,将部分红利直接用于居民消费。老实说,舍此,起码在短期内,我们没有其他的完成上述转变的有效、可靠办法。

  也许更重要的是,不能忽视了国企在经营管理中的问题,诸如浪费和缺乏监督,决策失误。上缴红利,就可以把企业经营状况纳入政府和公共监督的视野,有利于企业加强对自身行为的约束。

  宏观政策着力点

  应转向调整经济结构

  □马光远

  笔者认为,经济增长在短期内将不再是中国宏观经济的首要矛盾,尽管未来2到3年增长的持续性依然不确定,但今年好于预期的增长无疑给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适度调整提供了很好的时间窗口,政策的微调将不会影响经济复苏的步伐。

  在这种情况下,果断将宏观政策的着力点转向调整经济结构、破除改革瓶颈和力保民生提升等攸关中国经济长治久安的问题上来,一方面对于消化前期的政策风险有很大的好处,另一方面通过调治和消除结构性的弊病,可以确保经济基本面的健康和良性。

  因此,政策应转向解决宏观经济存在的潜在隐忧等深层矛盾和问题上来。如,消费不振,外需持续低迷,过剩产能导致企业利润下滑与银行坏账,地方城市投融资平台造成巨大的地方财政风险,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价格泡沫,一触即发的通货膨胀风险等。

  由此而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宏观政策的着力点和经济热点或将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财政政策的隐身和货币政策的“微调”;二是政策目标如何从保增长转向调结构和促民生;三是房地产与股市等热度对实体经济祸兮福兮;四是是否会发生物价的上涨。

  笔者预计,对于未来的政策走向,在未来国际经济形势尚不明朗的情况下,将不会宣布刺激政策退出,但也不会推出新的刺激方案。在政策的基本取向上,强调维持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延续性的同时,更加突出与前期刺激性政策在政策目标上的切割:

  首先,“保增长”不再成为明年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取而代之的是如何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抑制过剩产能。

  其次,尽管C P I在10月份依然是0 .5%的负增长,但通胀已经从预期变为了现实。中国经济的恢复性增长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传递,资源类价改对下游产品价格的转移性拉动以及天气异常导致食品价格的上升都将拉高CPI,使得防通胀成为宏观政策的重要目标。

  第三,近期水价、电价的上涨,彰显公用事业改革的滞后,以资源价格改革为突破点,在关键领域打破利益格局,料将有实质性的举措。

  第四、在经济强劲复苏的同时,居民的信心指数和收入指数却呈现下降趋势,启动收入分配改革,让普通民众分享经济复苏的成果恐怕不容拖延。

  第五,房地产和股市的复苏与实体经济本身背离的走势说明,在实体经济回暖步伐缓慢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过度宽松”助推的不是经济实体,而是泡沫,而房价的过度上涨更是形成了对消费的“挤出效应”,下半年如何防止泡沫对经济体的冲击,亦将成为政策的主要关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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