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监管涉及国家的监管主权。中国证监会拒绝了美国的无理要求，同时表达了两点声明：一是支持大公申请美国信用评级资质，监管问题不应该是大公申请的阻碍；二是采用监管互助形式完全能够解决美国提出的监管问题，包括允许经中国监管机构同意的评级材料亦可报备美国证交会。

　　“美国应该很清楚评级话语权对于保护国家核心利益的重要性，知道中国不会在监管主权上做出让步，才以此为由拒绝大公的合法申请。这是在法律条文之外的无理要求。”江涌分析说，“美国这么做的目的，是要阻止我评级机构跻身国际评级市场，进而遏制中国获取国际资本市场话语权。”

　　据了解，美国拥有全球最大的资本市场，获得美国“国家认可的统计评级机构”资质即被公认为国际性的评级机构。由此美国长期以来对外国评级机构的进入防范甚严。据江涌介绍，截至目前，全球近200家评级机构中只有10家在美获得资质，其中7家美国本土公司、2家日本公司、1家加拿大公司；而后三家外国机构进入美国后从未开展业务。

　　“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后，信用评级对国家金融稳定和核心利益的保证作用日益凸显。美国更加扎紧了外国评级机构进入美国的‘篱笆墙’。”江涌举例说，2007年美国在批准日本和加拿大等3家评级机构进入时，并未像今天对中国大公这样提出如此无理的要求。

　　高度重视评级市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针对大公进入美国受阻事件，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吴红分析认为，美国的目的是要维护其三大评级机构在国际评级市场乃至国际资本市场的强权地位，信用评级实际已成为其推行经济和政治强权遏制中国发展的重要工具。

　　“大公进入美国受阻事件再次证明，信用评级与一个国家的核心利益密切相关。”吴红说，自2006年以来，美国三大评级机构通过股权收购或技术合作直接或间接控制了中资评级机构，目前已经占据了中国2/3的评级市场。美国控制我评级机构就意味着掌握了中国资本市场定价权，中国未来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发展将会依赖美国的声音，这将严重影响我通过金融手段调控宏观经济的能力。

　　吴红指出，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评级机构已充分暴露了其在“道德”和“标准”上存在的诸多问题，这为中国自主评级机构“走出去”争取国际评级市场话语权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她建议，我国必须从国家战略层面来认识信用评级的重要性。

　　首先，我们要把中国评级机构进入美国评级市场提升到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层面，坚持“对等开放”原则，要求美国对中国评级机构开放市场。

　　其次，要把中国自主评级机构控制本国评级话语权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尽快明确自主评级机构的地位，制定相关政策法律以支持有实力的自主评级机构做大做强。

　　其三，全面整顿国内评级市场。要对美国在华合资及合作评级机构开展业务加大监管力度，特别要限制其开展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敏感性行业的信用评级业务，以切实有力的措施维护国家经济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