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华商报》报道，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全文发布《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再次强调矿领导下井。本报记者深入矿区调查发现：大多数国有大煤矿领导下井已成常态，但对于占矿井总数90%左右的小煤矿而言，该政策或将成为一纸空文。

　　记得随意浏览过一本书，名字叫《事故共和国：残疾的工人、贫穷的寡妇与美国法的重构》，美国人写的。其中有一句话，记得非常清晰———防止铁路事故的最好方法就是将公司董事捆绑在每辆火车的车头处。7月初，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企业领导要轮流现场带班，煤矿和非煤矿山要有矿领导带班并与工人同时下井、升井。

　　国务院强制要求虽好，但如何保证落实？实际上，对于治理矿难，严厉的问责已经很多，但是依旧不能遏制矿难的高发。如果套用那本美国人写的书所说，问责几个官员，不如直接把他们天天扔到井下，笔者想，矿难一定会减少许多。官员的命理论上并不比矿工值钱，但是要想有效地降低风险事故，让最有能力预防事故的主体承担起事故的成本，确实是个好办法。但问题在于，这样的可能性实在太小。

　　领导即便下到矿里了，谁又能保证其在井下坚持的时间，下去一小会儿和不下去有什么分别。事实上，别说是强制性下井的要求，严厉的问责也不少了，为治理矿难，相关部门宣示或者实际做过的事情，已经非常之多，难以理解的是，收效却始终不彰。

　　矿难治理是一个多面体的努力，我们承认，建立一个安全的生产体制，绝对不是一蹴而就。通过类似让领导和工人一起下井，让其分担安全成本，尽管不可能根治矿难，但却是必须的。不仅对于资方应该如此，对于权力部门而言，也是这样，没有一个商人、官员不清楚事故最小化的生产体制才是最有效率的体制。从这个角度角度上说，虽然不能治标，但是类似让煤矿领导一起下井的强制性措施，有必要进一步细化完善。

　　当然，也要认识到，今天我们对于矿难的追问，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很多治理方式，是线性且表面的，出现一次这样的情况并不能避免再发生一次这样的事情。其实所谓治理，是两方面，一是内部完善的制度，再就是外部的监督和制衡。我们缺什么不言而喻，没有对监管者充分的监督问责途径，也没有对资本有效的制衡组织，权力和资本的自觉，是可以奢望的吗？所以更根本上说，治理矿难，一是要让监管官员的权力来源和问责体现公众意志，二是要赋权于矿工，让其形成对抗资方的权利组织。除此二法，别无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