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刚刚过去的2010年称为“冲突之年”毫不为过———许多突发的摩擦与矛盾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集中且尖锐：资本备受青睐而实业遭遇冷落；国企高歌猛进而民企空间收窄；中国企业开始全面出击国际市场而跨国公司则抱怨中国的市场环境；家族企业在公众化过程中与经理人冲突加剧；社会公众对企业家群体的误读依旧，而由于改革滞后和社会不认同导致的企业家精神衰退现象明显……

　　在这里，我们对2010年最受瞩目的“冲突”事件进行了梳理，希望能引起大家的反思。

　　“巴比” 劝捐门

　　2 0 1 0年9月 ， 巴 菲 特 和 比 尔·盖 茨 要 来 中 国 开 一 个 大“PA R T Y”的传闻吸引了许多人的眼球。“PA R T Y”的内容无关股市，无关IT，只是一场以慈善为内容的晚宴。不过，此前据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中国项目区主任叶雷称，并不是每一个富人都对“巴比”二人的邀请欣然接受。在接到邀请后，很多受邀富豪都会反复确认是否会在晚宴上被“劝捐”，甚至有一小部分人因此拒绝参加晚宴。

　　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富豪来动员社会主义国家的富豪捐钱款、行慈善，这听起来似乎有点滑稽，但一个无奈的事实是：根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2005年的一份统计，在工商行政部门注册的1000万家企业中，99%的企业从未有过慈善捐助记录。

　　中国人的传统是“父业子承”，把财富传给后人，或是掌握在家族的手里“行善积德”只是“小插曲”，富人们怀着“好人有好报”的功利心希望自己的小小善举可以让老天开眼，保佑家族产业千秋万代。

　　相对而言，慈善在西方富人界却是“主旋律”。100年前，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就说过一句振聋发聩的名言：“我只是上帝财产的管理人，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

　　2010年6月，盖茨夫妇和巴菲特倡议全美的亿万富翁宣誓，在有生之年或死后将自己的一半家产捐给慈善机构。这被称为是“日落条款”，规定捐赠人应设定一个最后期限，届时他们或者其继承人必须将资产直接支付给慈善机构。《财富》杂志估算，如果他们取得成功，那么将募得近6000亿美元，这将大大改变美国的慈善事业，成为一股强劲的慈善风暴席卷全球。

　　事实上，自2009年5月以来，巴菲特和盖茨夫妇便与美国富人举行了一系列的餐会，希望促使他们做出慈善承诺。此次中国的慈善晚宴似乎也有这个意思，这也是很多中国富豪不愿掺和的原因。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当晚传说中受邀的50名中国富豪大多还是如约前往，也并不是每一个富豪都缺乏社会责任感，社会责任感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捐款。正如宗庆后所说，慈善不是请客吃饭，是行为示范；慈善，不是炒作宣传，是自觉自愿；慈善不是身后裸捐，是身前时时刻刻都应该尽到的责任和习惯。他的企业有十几万员工，他说把这十几万员工安排好，让他们无忧无虑已是最大的慈善。

　　美国式捐赠或者说美国现代意义上的慈善事业中有很多东西值得中国借鉴。但应清楚认识到，美国现代慈善事业发展到如此程度有其特殊国情，如传统的宗教观念、巨额的财富积累、完善的遗产税和慈善基金管理制度等等。因此，慈善事业如同其他事业一样，要积极开放、大胆借鉴，但切不可照搬照抄，盲目引进。从长远看，中国的富豪如有朝一日能放弃把全部财富留给子孙后代的传统理念，转而把财富回馈给社会，这无疑是一件好事，也是必然的发展趋势。

　　蒙牛 诽谤门

　　2010年10月，一些网络论坛突然传出消息，称曾引起轩然大波的“圣元奶粉致儿童性早熟事件”是奶业巨头蒙牛及其公关公司策划出来的，以打击竞争对手。同时，另一奶业巨头伊利公司也指控蒙牛对伊利旗下产品Q Q星儿童奶、婴儿奶粉进行有计划的舆论攻击。10月24日，蒙牛诽谤门案件侦破后，蒙牛未来星品牌经理安勇、北京博思智奇公关顾问公司郝历平、赵宁和马野4人被批捕。

　　国内乳品行业无序竞争、业态混乱的现状由来已久，从几年前蒙牛液态奶“被投毒”，到举国震惊的三聚氰胺事件，再到2010年的“诽谤门”，将近十年里，乳品行业上演了一幕幕极其恶劣的竞争行为。

　　三聚氰胺事件曾经是一个良好的反思机会，但在“法不责众”的思想指导下，监管部门最终只处罚了三鹿及其原料供应商，更多的相关企业则成为漏网之鱼。自此之后，“重生”的乳品企业为了生存更加肆无忌惮、不择手段的恶性竞争竞相上演。尽管最后蒙牛发表声明表示安勇的所做仅系个人行为，急急地撇清了干系，但我们仍不免为蒙牛的信誉、为乳品行业的未来捏一把汗。

　　蒙牛创始人牛根生曾有一句经典言论：小胜凭智，大胜靠德，认真做事，诚信做人。但那些贴在墙上的标语从来没有被企业自己相信和践行过，它所信奉和追逐的，并传递给员工和客户的，都在它的行为里。正如央视经济频道《今日观察》评论员刘戈所说：你很难相信诸如“社会主义价值是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这种文化表述的真诚性。

　　华为 接班门

　　2010年10月27日，一篇《传华为“地震”，任正非10亿送走孙亚芳》的报道称，华为掌门人任正非为了让儿子顺利接班，以10亿元“分手费”逼走公司董事长孙亚芳。一石激起千层浪，各类媒体疯狂转载追踪，各种评价的声音也不绝于耳。虽然之后华为发表声明回应“接班门事件”纯属捏造，但是，透过舆论漩涡，可以看到“民企接班人”这一日益引起社会关注的敏感话题。

　　在中国民营企业中，华为是身家“千亿元”级的标杆型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华为是全球仅次于爱立信的第二大通信设备制造商(单纯按照收入计算)。不过，这个中国最成功的科技公司仍不得不直面这样的事实：任正非已经66岁，一个姗姗来迟的接班人计划只会给华为带来不必要的损耗。

　　早在1998年，任正非就已提出“华为的大旗还能打多久？”这一问题，思考华为可持续发展之路。最后的结论是：华为能否可持续发展取决于核心价值观能否被接班人接受，能否被接班人批判和完善。

　　一斑窥豹，中国民营企业在走过了近三十年的历程后，第一代企业家大多已临近退出商业舞台的区间，许多企业正进入一个新老交替的阶段，如何将手中的接力棒交给下一代、如何让管理层平稳过渡、如何保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是这些企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华为只不过充当了这个典型群体的代表而已。

　　世界上每天都有老朽的企业垮掉，也有新锐企业脱颖而出。在家族企业继任这个问题上，无论任正非最后是“择贤委任”，还是“子承父业”，只要华为能在接班人问题上带领中国商界实现制度化破题，或许将成就其最大的辉煌。

　　腾讯奇虎3Q门

　　2010年11月3日，腾讯“作出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将在装有360软件的电脑上停止运行Q Q软件，引来争议一片。最后，在相关政府部门的调停下，奇虎和腾讯均表示愿与对方和解，将用户利益置于最高位置，这场历时近十天的互联网战役总算是画上了一个不算圆满的句号。

　　腾讯Q Q与奇虎360，是中国装机量最大的两款客户端软件，且均以免费著称。换言之，这两家企业在中国拥有最广泛的用户群，如果叠加计算，其用户可能会超过10亿。这个数字足以令任何觊觎中国互联网市场的国际巨头胆寒。然而“内斗”却成为这两家企业之间的主旋律。究其原因，不过是产品功能出现交叉，影响了各自的市场占用率。这种纷争，在正常的法治国家，本应通过行政仲裁程序或司法途径寻求解决。但在草莽气丛生的中国互联网市场，两家公司不约而同用舆论攻势压倒了司法的权威。声明、澄清、辟谣乃至于网络水军，都加入到了这样一场没必要的江湖大战当中。双方的目标都是将对方踢出自己用户的电脑桌面，牺牲用户利益谋求自己的生存空间。

　　硝烟散去之后，是非问题已经斑驳得淡出人们视野，但留给我们的思考却依然沉重，任何人都可以轻易地看出，两家企业都没有站到商业道德制高点上，但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选择以牺牲用户利益谋求生存空间呢？是的，也许中国市场还处于草莽英雄时代，但正因为如此，建立一套完善的市场创新机制，建立一个完备的行政申诉和仲裁体制，建立一组与时俱进、不断完善的互联网管理法规，也更显得迫在眉睫。也唯有此，中国的互联网公司才能真正尊重用户的价值，并以此为契机形成良性的互联网竞争环境，与“店大欺客”的拙劣行径彻底告别。

　　十年繁华过后，中国互联网行业正面临着瓶颈与危机——— 2011年，也许将是一个破冰的年份。

　　唐骏 学历门

　　2010年12月10日，沉默了5个月的新华都集团总裁兼CEO唐骏，重新开启新浪微博对“学历门”事件予以回应。唐骏不承认自己学历造假，他认为自己最重要的责任是对学历的含糊，那是因为虚荣心作祟。

　　这算是唐骏对此事的第三次公开回应，此前他以“你欺骗一个人没问题，如果所有人都被你欺骗到了，就是一种能力，就是成功的标志。”，以及“我错了，虽然我不知道错在哪里”的表态令公众哗然。借用他那本励志的自传《我的成功可以复制》，微博上有人调侃“你的成功很难复制，但是，你的学历可以复制”。

　　中国最出名、薪酬最高的职业经理人唐骏在2010年经历了一场声誉危机，自7月1日起，有“打假斗士”之称的科普作家方舟子通过新浪微博陆续发文，直指“打工皇帝”唐骏学历造假。媒体、网友随后跟进，从博士学位到个人经历，从留学经验到专利技术等各个方面对唐骏来了个大曝光，最后上升到唐骏个人的信用危机。

　　在唐骏“学历门”曝光后，人们发现国内多家国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竟然都是唐骏美国“西太平洋大学”的校友。唐骏的遭遇显然让这些校友心有余悸，所以，据媒体报道，仅7月7日至8日两天时间，就有近百位名人的简历被修改———曾经的高学历被悄悄删除，并且该数字还在持续增加。

　　有人说，“学历门”事件引发的职业经理人的诚信危机，背后彰显的是“整个商业社会诚信体系的缺失”和“整个社会自我净化机制的缺失”。在一次次“假”“毒”波的冲击下，老百姓不只是视听疲劳，而且不安全感明显上升，而制约造假、行骗等道德问题的商业规则、惩罚机制，在中国似乎也是失灵的，不但未能遏制造假的进一步泛滥，而且加剧了中国社会当前的阶层分裂、价值混乱。

　　方舟子在博客上表示：“我不过是希望中国社会能多一点诚信，希望年轻学生不要盲目崇拜成功人士，也希望职业经理人能更敬业一些。”

　　诚信是立身之本，诚信者未必能成功，成功者却不能不诚信，这个千百年来被印证的道理不是现世的功利就可抹杀的。唐骏“学历门”事件是一面镜子，能照出当下发展中的中国社会对于诚信问题的价值衡量。此前，凤凰网一份464559人参与的调查显示，88%的人认为学历造假“关乎诚信，是不能容忍的造假行为”；87.6%的人认为优秀商业领袖“更要讲究诚信”；82%的人认为名人诚信缺失“应该严责，名人应该为社会做出榜样”。从凤凰网的调查、舆论的声音，我们应该能够得到正确答案。

　　国美 夺权门

　　2010年11月11日晚间，纠结半年之久“国美电器控制权之争”，突然出现戏剧性转变。国美董事会发表公告，表示已与大股东黄光裕达成协议，在即将召开的股东特别大会上，同意邹晓春及黄燕虹分别出任执行董事及非执行董事，并将董事名额由11位增加至13位，黄光裕一方则表示无意终止国美集团的上市部分和非上市部分之间订立管理协议。这场在2010年吸引了无数人眼球的控制权争夺战，最终以黄陈双方击掌言和而告一段落。

　　回顾事件整个历程：5月，国美电器大股东黄光裕因涉单位行贿、内幕交易、非法经营3罪锒铛入狱，在这种形势下，黄光裕的大股东“一元制”管控的思维被反叛，C E O陈晓展开“去黄化”努力；8月4日，黄光裕提出动议，要求撤销陈晓董事局主席职务；9月28日，陈晓联手境外投资者贝恩资本、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等加以反击，在董事会的人事任命上战胜黄光裕；11月，黄光裕以退为进，和陈晓、贝恩资本董事总经理竺稼重新握手言和。

　　这场涉及多方利益的争斗就像一部现实而生动的商战大片，公关战、间谍战、心理战、拉票战、攻心战轮番上演，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着实给中国商界上了精彩生动的一课。

　　不少媒体甚至将这场企业内部控制权的争斗上升到道德层面，比如忠与义、信任与背叛。受众们也相当买账，非常配合地对此各抒己见，不少人支持黄光裕，叹息他“会落到今天这个下场，全因引狼入室”；也有人力挺陈晓，觉得这一切都是因为黄光裕控制欲太强给逼的。但是，跳出单纯的主仆道德观念，跳出这场围绕着企业创始人黄光裕家族、现任董事局主席陈晓为核心的职业经理人团队，以及国际投行贝恩资本等三方两派的争斗，它留给我们的思考显然更为重要，比如现代企业公司治理、公司股权激励与约束、创始大股东与职业经理人角色划分、股东与董事局的制衡、家族企业与公众公司身份转换、战略投资人与财务投资人诉求等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自始至终，这场争夺战都是在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中进行的，在公司法框架下，采取股权对决方式，让大多数股东说了算，政府公权力基本没有插手，从这个角度来说，这场争夺战体现了中国以往少见的市场在法治约束下自然的民主生态。

　　“矛盾内部解决，将对公司的伤害降至最小。”这就是黄光裕陈晓博弈的结局，撇开一切个人因素和口水战，这或许是最好的结局。因为身处“内战期”的国美已被老对手苏宁超出了一大截。显然，在一切矛盾面前，国美未来的长期健康发展才最重要，利益是所有矛盾的稀释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