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政策两难压力下更需加快结构调整
2011-04-26     □巴曙松 来源:经济参考报

  从一季度的一系列经济数据看,在宏观政策决策上,似乎开始面临明显的两难:一方面,因为物价压力居高不下,不保持紧缩的态势,很难推动物价从高位回落;另一方面,在企业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信贷和融资成本上升、2009年以来新开工项目陆续进行建设完工时期等压力挤压下,如果继续大幅紧缩,必然会对一部分企业形成明显的冲击,并可能导致部分投融资平台项目的建设遇到流动性的挑战等。在这样的所谓两难格局下,加快结构调整,成为一个必然的选择和方向,这主要包括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培育服务业并积极放松管制、促进不同区域的均衡发展、理顺资源价格体系以形成清晰的价格信号等。

  一季度全国经济和部分省份G D P小幅回落,显示中国的经济增长正在由应对金融危机一揽子刺激性政策驱动,逐步过渡到由内生动力推动,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可持续性和内生动力有所加强。可以看到,结构调整的效果在不同区域正在以不同的形式体现出来。东部沿海省份、北京和上海等地的增长速度已经明显回落,且回落幅度高于其它省市,结构调整的推进速度也明显快于其它省市,投资领域主要体现为有利于产业升级、服务业提升方面。部分中西部省份产业发展空间仍然较大、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依然相对强劲,因此经济增长的速度也相对较快,地方政府的投资规模也较大,但是,与之前的“为出口而投资”有所不同,目前中西部省市已经逐步转向“为产业转移而投资”、“为消费而投资”。

  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在现在经济增长模式、税收体制等运行机制下,地方政府以G D P为导向的激励模式未有实质性改变的情况下,在打破G D P崇拜、推进结构调整的方向上,可能还仅仅处于起步阶段。

  具体而言,一季度G D P增速的轻微回落主要是宏观政策主动调控的结果。但是,中国现有经济模式中的资源要素非市场化定价、高储蓄下的低利率、信贷与投资周期的正向反馈效应一定程度上内含了投资与增长惯性,这使得结构调整往往出现阶段性反复。

  短期来看,下一阶段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打破地方政府的所谓“G D P崇拜”的循环,一方面取决于下一阶段逆周期调控的持续性,同时也取决于经济运行体制的市场化改革进展。

  展望二季度,为保持目前的结构调整成果,货币政策预计还会继续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加息、窗口指导等手段控制社会流动性的合理规模,避免信贷与投资的正向扩大效应,同时也可以提高资源消耗型企业和地方融资平台的贷款成本。另外,窗口指导政策则可以通过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资金支持力度,特别是引导商业银行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合理调节中长期贷款和短期贷款的比例,防止短贷长用、挤占流动资金,造成企业营运资金紧张,服务于经济结构调整的大局。

  中长期来看,结构调整在中长期内必然取决于资源要素约束的临界点和高储蓄率回落趋势的逐步形成,以及经济运行机制如税收体制的调整改革。所谓结构调整,本质上指经济增长的原始动力发生结构性改变,目前来看,中国经济正在迎来“刘易期拐点”和人口老龄化的时间窗口,这“两大拐点”的来临意味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趋势将逐步形成,也意味着储蓄率的下降和实际利率的上升趋势难以避免,加之资源价格市场化改革的稳步推进,未来的经济增长不得不在更大程度上依赖资源的集约化使用、技术的进步及配置效率的提高来实现,而这也正是结构调整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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