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店里加上前台和后厨总共10多位员工，用餐高峰时间有点照顾不过来。”上海杨浦区一家火锅店的负责人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说。记者在这家店看到，近30桌的店面仅有5位服务员。该店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今年过年较早，春节期间火锅的生意也较为清淡，不少员工为了避开春运高峰，都选择提早回家过年。

　　从去年12月底开始，上海服务行业就逐步迎来了员工“返乡潮”，餐饮、保洁、家政等行业里“用工荒”和中国年一起悄悄到来。

　　而在足浴、美容行业，返乡过年的员工相对较少。记者从五角场附近几家美容机构了解到，由于节日期间属业务高峰期，店方也开出了较为优厚的待遇，要求返乡过年的员工并不多。“即便是回家过年的员工，大都只在家呆1周左右，又会回来继续工作。”

　　“80%以上的家政人员已经回家了，留下的保姆已经全被客户预订完了。”上海市妇联巾帼园家政服务公司工作人员赵翠珍说。上海市家庭服务行业协会的统计显示，目前上海市家庭服务从业人员约有50万人，其中，95%以上是外省市来沪女性务工人员。今年春节，这些保姆中约有20万人返乡过年。

　　对不少城市家庭来说，“用工荒”已经成为了和“春运”一样的“春节副产物”，甚至有不少白领由于保姆回家过年而“提前被休假”。记者查阅相关报道发现，从2004年起，“用工荒”就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性现象。年年荒，为何年年难解？

　　这样“失落”的日子，事实上已经有八年的历史了。2004年，天津7万外地保姆年底“交假条”；2005年，深圳保姆缺口12万；2006年，北京春节闹“保姆荒”，缺口高达5万人……

　　一荒八年，原因何在？用工缺口的这边，是“西进东退”的务工人流，另一边，则是老龄化和现代化城市对服务业的更高更精细化的需求。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鼓励发展现代农业，我老婆去年在家养兔子，一年净赚三万元。我辛辛苦苦在上海打了一年工，去年也才攒下来四万块钱。”为了更好地照顾家庭，来上海打工五年的修船工彭林打算年后回老家山东济宁和妻子一起从事养兔业。

　　家乡收入水平提高带来的吸引力与城市高生活成本带来的排斥力，让不少务工人员做出了和彭林一样的选择。

　　上海市家庭服务行业协会会长陈锡珠表示，政府的惠农政策推行得力，使得不少家政从业人员的家庭收入不断提高，当地的工作机会和收入水平也在增加。另一方面，大城市中不断攀升的生活成本在客观上给他们带来了不少压力。双重因素作用下，大城市“光环不再”。

　　专家分析指出，季节性“用工荒”很大程度上是结构性的和临时性的。上海大学教授顾骏认为，农民工返乡过年，因而出现保姆、快递、餐饮等服务行业劳动力临时性紧缺，这样的季节性和临时性的“用工荒”是可以理解的。“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结构性的用工荒。比如，家政行业中的高端管家、高质素的月嫂等等，特别走俏，往往还出现了‘一年荒到头’的现象。”

　　专家认为，要狙击八年“用工荒”，最关键的还在于“同城待遇”。

　　顾骏认为，只有城市向农民工进一步开放，给农民工市民待遇，让更多的农民工扎根城市，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服务行业“用工荒”的问题。近年来，上海外来务工人员正越来越多地享受公平待遇，如子女免费享受九年义务教育、综合保险正逐步转为城保、公租房向外来务工人员开放、优秀人员可以直接落户上海等。

　　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刘玉祥此前也建议，应该帮助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更好地融入社区生活。不少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所处的生活学习环境和娱乐活动场所条件都比较差，因此，应该由公益机构及社会专家参与，联合社区、企业的场地和人力资源为他们提供帮助，政府部门和机构可以更多地为这些公益组织牵线搭桥，整合更多的社会资源。

　　此外，专家认为，目前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呈现分散、无组织的特点，造成其大量诉求无法反映和表达，因此，应该加强对这一群体的组织化服务，包括落实行业工会，让外来务工人员获得行业归属，健全个体劳动者协会的功能以及提供法律援助，开展综合治理，提供社保、入学、就业等政策服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