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金流向股市概率加大
□李迅雷
2012年，股市依然面临扩容压力，而宏观经济回落的势头依然不减，从所谓基本面的逻辑推论，2012年中国股市不会有太好的表现。然而，市场冷暖最终是由资金的流向和流量决定的，从这个角度去分析，似乎A股市场会成为2012年资金留驻的合适之处。
从资产配置的比例看，中国投资者配置最多的资产是商品房，中国商品房总市值应该超过100万亿，而股票总市值只有20多万亿。从过去10年各类资产的年均涨幅看，房地产因各地涨幅不一，没有权威统计，估计年均涨幅20%应该有的，而黄金的年均涨幅为17%，艺术品指数为19%，古玩玉器等很多小类收藏品的涨幅就更惊人了。
然而，从2011年开始，实物资产的涨幅开始缩小了，如黄金只涨了10%，铜价下跌了21%，艺术品的秋拍成交量萎缩，商品房价格也不再飙升。尽管要断言实物资产价格的长期拐点显现还为时尚早，但大部分实物资产价格同时回落，则不是偶然现象。虽然这些实物资产收益率的下滑与央行货币政策收缩有关，但更与今后M 2增速的回落趋势有关，毕竟10年的累计涨幅过大，中国的货币超发也该告一段落了。
实物资产收益率的回落，也是资金流向所决定的。2011年应该是银行理财产品发行规模创历史纪录的一年，累计发行量约11万亿，这些大多都属于固定收益类产品。此外，央行2011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揭示，2011年债券发行6万多亿、A股融资5000多亿，商品房销售额为5.9万亿，增速比2010年明显回落。这表明，金融资产中的固定收益类产品已成为社会资金的主要投向。
此外，目前，沪深300的整体静态市盈率水平只有13倍左右，动态市盈率大约为11倍，而沪深两地住宅的平均租金回报率大约在2%，即对应50倍左右的市盈率，而其他实物投资品虽然不能用市盈率来进行估值，但10多年来的累计涨幅已经十分惊人，不少品种的价格存在泡沫。因此，当实物资产整体价格不再具有上涨趋势时，资金就会寻找新的出路。
同时，2012年，通胀将明显回落，随经济增速的回落和内需缩减，社会融资需求降低，货币政策也应该略有放松，这也将导致市场利率水平的回落，从而使得银行、信托的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的收益率水平同步有所回落，随着投资者保值需求的下降，固定收益产品的发行规模也有望缩小。那么，当实物资产的投资收益率降低，且市场利率水平也相应回落时，资金流向股市的概率就增大了。
2012年中国经济应该波动幅度不大，相比2011年，通胀回落、房价平稳；欧美经济不再进一步恶化。
与其他各大类资产相比，沪深300等大盘股的估值水平更具有估值优势。当通胀回落、宏观经济平稳减速且政策趋于微调和平淡的时候，主流资金从高估值的实物资产领域流向处于估值洼地的股市的概率大大增加了。
“欧债”危机本质是资本出走
□唐钧
在某种程度上，“欧债”就是欧洲的“福利国家制度”寅吃卯粮，拖累了经济，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思维定式。但事实真相究竟如何？我们不妨就二战以后欧洲福利国家的建立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来进行分析：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西欧国家以“福利国家”的名义，确立了劳方、资方和政府在社会分配方面的“社会契约”，并导致了后来将近30年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福利国家政策最大的收获是在西欧社会的阶层结构中，培育出庞大的中产阶级，形成了“橄榄型社会”。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非殖民化”浪潮，逐渐地打破了国际上的力量均势。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拉开了国际力量“重新洗牌”的序幕，石油从每桶3美元涨到13美元再涨到39美元，就使西方国家的经济陷入了“滞胀”的不景气。
与此同时，环境保护主义和消费者运动也发展起来了。前者要求对自然环境进行保存、恢复和改善，防治污染和恰当地利用土地，等等；后者涉及保护消费者人身健康与安全，公平交易和消费环境的改善，等等。所有这些社会脉络的深刻变化，对资本而言，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生产成本的急剧增长。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西欧的资本就开始为攫取更大的超额利润而“出逃”。到上世纪80年代以后，逐渐成形的“全球化”更使西方资本获得了“超级自由”———可以不受限制地在世界上任意往来。然而，政府的权力仍要受到主权范围的严格限制，劳动的权利则仍然被封锁在国境线之内，这就打破了福利国家的政府、劳动和资本三方在社会分配上曾经达成的相互制衡、趋于公平的均势。其结果是，西欧乃至欧盟原本强大的制造业几乎全军覆没，这又造成了大量的失业和非正规就业，最终使中产阶级面临崩溃。
资本的出走和制造业的覆没，也给欧盟带来了好处，这就是环境好转的“红利”。欧盟占领了“环境保护”的道德高地，对从西方出逃的资本在发展中国家造成的环境问题大加挞伐。同时，变魔术似地玩起了金融及其衍生品，玩到极品，就成了用现代科学和社会科学概念掩盖下的“老鼠会”。
更为严重的是，这些花招其实无助于解决愈演愈烈的失业问题，深深地伤害到了欧洲经济。一些欧洲国家被迫借债度日。然而债上加债，终究会使资金链断裂，这就导致了“欧债”问题。
综上所述，“欧债”的本质是资本出走，并终结了通常意义上的制造业，因此造成大量失业。包括养老保险在内的欧洲福利制度的困境，不仅是人口老龄化造成的，而且与失业剧增相关。从社会福利的角度看，失业者不但失去了继续缴费的能力，同时变成了需要福利制度庇护的对象。
所以，并非社会福利拖累了经济，而是经济不景气使福利难以为继。要解决失业问题，必须恢复制造业。但制造业一定会带来某种程度的环境问题，这会使欧盟近30多年来挣得的“环境红利”尽失———欧洲正处于这样一个“两难”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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