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人口红利正在逐渐减少，老龄化越来越严重，中国遇到了“未富先老”新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原有优势消失了，我们必须寻找新的增长源泉。这源泉主要来自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力的流动构成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部分。因此，他建议改革户籍制度，使农民变成市民，改变劳动供给。

　　《经济参考报》：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能保持连续高速增长，人口红利功不可没。但是，近年来人口红利正在逐渐减小，老龄化越来越严重，您在多个场合谈到中国遇到了“未富先老”新问题。那么，“未富先老”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将产生哪些影响？

　　蔡昉“未富先老”是指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尚低的情况下，就迎来了较高的老龄化程度，以致形成经济增长减速、养老保障体系不健全和资金不足等挑战。一般而言，劳动年龄人口增量减少伴随高速经济增长，会共同导致普通劳动力的短缺从而导致工资上涨，也就是常说的“刘易斯拐点”。劳动力成本提高，原先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比较优势就必然会相对弱化，这意味着产业结构要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升级。就中国的国情来说，人均收入刚刚跨入中等偏上水平的发展阶段，物质资本积累上尚不具有明显的优势，在劳动力素质和科学技术水平上与发达国家仍有着巨大差距，因而无论是在资本还是技术密集型产业上，中国都不具有比较优势。这也就意味着“未富先老”的中国失去人口红利之后，经济发展可能逐渐失去原有的比较优势，在短期内却不能获得新的比较优势，从而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从这个角度讲“未富先老”是中国经济在“十二五”时期所面对的特殊挑战。最大的挑战就是人口的机会之窗过早关闭的情况下，全要素生产率无法提高，经济的强劲增长难以保持。

　　《经济参考报》：那么，如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蔡昉：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是资本加上劳动力投入。但是如果我们丧失了人口红利，这些条件都不再具备，我们就必须寻找新的增长源泉。新的经济增长源泉从哪来？来自于生产率的提高，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增长，全要素生产率表现是不错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很大程度上还是得益于资源重新配置。劳动力的流动，实际上是构成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部分。仅仅是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对1978年至1998年期间G D P增长率的贡献份额就达到21%。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从而转移速度的减慢，劳动力重新配置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逐渐淡化。今后要保持经济持续、平稳发展应重点推行户籍制度改革（下转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