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举例说，18世纪80年代英国的棉纺织业和生铁生产，19世纪美国的钢的生产，19世纪80年代的制钢工业，19世纪20年代的炼铁(比利时)，19世纪60年代的石油和19世纪70年代的铅(美国)，在这些案例中可以观察到一个革命性发明和发现被用于工业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就成为新阶段经济增长的引擎。

　　熊彼特和库兹涅茨依据丰富的经济史实告诉人们，正是一个重大的创新催生了一个或一群新兴产业，继而带动了经济一个时期的发展，这就是真正的经济增长。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世界性的经济发展来源于信息产业和网络经济。我们应当追求真正的经济增长，真正的经济增长来源于微观层面的企业，宏观层面只是为其创造好的环境。

　　《经济参考报》：您认为要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政府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进行改革？

　　李义平：宏观经济政策是短期的经济调控措施。从长期看，要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就要转变思考问题的角度，真正认识到唯有创新和改革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通过创新，寻找新的引领经济增长的产业兴奋点。世界经济之所以迟迟没有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还没有出现新的引领经济增长的产业兴奋点。历史证明，要在经济起飞后保持持续发展，就必须不断进行反减速的斗争，也就是要在旧的主导产业出现减速时引入新的生产函数，形成新的产业兴奋点，其实质就是创新。创新不同于发明，创新的归宿是成为产业发展的动力。创新不是号召出来的，而是来源于体制的激励。市场经济下的创新具有强制性，因为创新对于企业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创新的主体是企业或企业家。研究发现，创新的最关键因素可能并不是人力资本，而是市场机制。正是市场经济促进了技术进步，进而把技术进步变成了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又支持了教育的普及。市场机制不仅提供了创新活动所需要的激励，而且刺激了必不可少的人力资本投资。

　　通过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创新成为经济主体的自觉行为。既然创新来自于市场经济的制度性激励，既然市场经济使创新成为一种常态，那么为了创新，就必须继续推进旨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造就企业家并把企业家的精力引导到创新而不是寻租上去。

　　减少审批可以减少寻租，因为审批是让审批者去判断市场机会，而市场经济是放手让企业家去判断。稳定的政策有利于创新，因为稳定的政策可以使企业家形成长远预期，产生长期行为。此外，有必要倡导冒险精神，因为任何创新一开始总是表现为与传统的不一致。

　　减税的效果好于扩张性政策。市场经济下应对危机的历史证明，减税的效果好于扩张性政策。扩张性政策只是表面上促进了经济发展，实则是靠“膨大剂”扩张原来的产业，必然造成进一步的产能过剩。而且扩张性政策的投资主体主要是政府，容易出现短期行为和政绩工程。实行减税则可以藏富于民、藏富于企业，让老百姓敢于消费，让企业有资金创新发展。只有消费拉动的投资，才会成为高质量的投资。通过企业创新和老百姓消费拉动经济发展，正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要达到的目标，也是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