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长治苯胺泄漏事故发生后，不仅存在着对事故本身处置不及时、不力的问题，还存在着危机处置不及时、不力的问题。表现在事故信息披露后，全国舆论关注，然而从6日到7日，山西省有关方面只是草草地开了三场媒体通气会，而且其中空话、套话居多，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声音，最终质疑声音四起。

　　这背后反映出的深层次问题是，在当前信息高度发达的新时期，有一些地方官员仍然抱残守缺，固守着传统的危机应对方式，以致处处被动。

　　山西省政府近日召开专题会议进一步研究部署“12·31”苯胺泄漏事处置工作，其中特别提出，要进一步加强与新闻媒体的联系沟通，确保重要信息和工作进展情况能及时、准确地通报给社会公众。

　　这一要求透露出，在苯胺泄漏事故发生后，有关方面在信息公布、回应社会舆论关切等方面的动作迟缓，效率低下。

　　“12·31”事故发生以来，自1月5日首次发布信息后，6日晚至7日上午，有关方面曾连续召开3场媒体通气会，但媒体普遍反映信息“既少且空”，特别是从7日下午开始，官方陷入“失语”状态。

　　6日晚8时，山西省有关方面才召开了第一次媒体通气会，当时舆论及媒体对“迟报”质疑高涨，然而会上只是简单介绍了长治市政府及肇事企业5日里采取的措施，就草草结束。7日凌晨1时，第二次媒体通气会召开，新闻发言人在迟到1小时后宣读了几组监测数据就匆匆离去，甚至没有对数据进行解读，在场记者几乎无人听懂，全场哗然；直到7日上午第三场媒体通气会，长治市市长张保才在会上承认“未及时上报”，并做出道歉。此后，官方再无片言只语。

　　由于权威信息退出舆论场，事故处置不及时、不透明，未能回应社会舆论广泛关注、质疑的焦点问题，舆论质疑的深度和广度都在加剧，从7日下午开始，各路媒体深入浊漳河两岸的农村、水库、排污渠等相关地点采访。8日，网络上关于“长治苯胺泄漏”的负面消息铺天盖地，比如“浊漳河中出现大量死鱼，村民曾经食用”、“羊饮用河水后流产”等。在新闻网站、微博等“放大效应”的作用下，质疑声音已从最初的“为何5日后上报”升级为“苯胺泄漏量是否存在谎报”、“是否还存在其他污染源”、“山西省花巨资投入建设的在线监控系统为何失灵”等。这一舆论矛头转向和扩散，导致有关方面处境再次陷入被动。

　　从网上到网下，此次苯胺泄漏引发的危机引起了广泛质疑。许多网民认为事前监管不力，造成特大水污染事故；事后迟报掩盖，推卸责任，强烈要求对事故责任者和推卸责任者追责。一些网民表示，不怕有问题，不怕发生事故，怕的是避重就轻，推卸责任，更可怕的是形成惯性。

　　有关专家认为，此次事故涉嫌违反信息公开条例。南京大学网络传播研究所所长杜骏飞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2003年非典事件，促成了《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也提高了中国民众对于突发事件信息公开、透明的要求。此次苯胺泄漏事故披露晚了5天，是违反信息公开条例的行为。虽然是迟到5天公开而不是隐瞒已有进步，但5天时间已经对社会和公众造成了利益侵害。

　　杜骏飞表示，近期瞒报、迟报等一系列事件连续发生，说明地方政府还在新旧观念边界徘徊不前，法制不够严谨，官员素养还不够高，舆论监督还不够严密。这一公共危机事件，外在是信息公开问题，内在是执政能力问题，本质上是治理理念问题，国家需要在强化法治上有更大突破，方能根治此类弊端。

　　针对目前山西省有关方面的被动处境，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邵志择分析说，山西省及长治市一些官员明显对媒体传播规律缺乏充分认识，没有充分意识到在危机事件发生后，信息披露“越早、越快、越坦诚，越能赢得媒体舆论谅解”的规律，而是依照传统思维，以为“捂盖子”就能瞒天过海，或者奉行鸵鸟政策，或者想把话编得天衣无缝才说，事实屡屡证明，到最后往往都是一错再错、漏洞百出，引发舆论新一轮批评质疑。

　　一些基层干部建议，山西省及国家环保部等有关部门，应该尽快组织力量，针对舆论焦点问题，逐一进行回应，在态度上坦诚，在行动上及时，调查清楚了的问题尽快说，正在调查或者还没调查解释清楚，争取舆论谅解。调查结论可以滚动发布，要做到舆论场不间断有新鲜内容加入，把媒体从道听途说吸引到权威发布上来。特别是对焦点问题，比如事故发生准确时间、苯胺泄漏量、是否有其他污染源、8.5亿元在线监控为什么失灵等问题展开调查，并尽快做出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