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门苦孩子

　　2012年，李凭甲年满60岁。

　　这一年，是他人生岁月的一道分水岭。30岁之前的岁月在山东的家乡度过，31～60岁这30个年华属于北京这座城市。

　　1952年，李凭甲出生在山东省宁津县李家村一个贫寒农家。

　　“我们家是村子里最穷的人家，一座土房子比别人家的矮，还四处透风，一家人合盖一床破被子。”他如是描述自家的生活状况。

　　李凭甲的童年，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那段全民困顿的岁月。

　　在那段漫长而不堪回首的岁月里，一家人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为了活下去，李凭甲曾带着弟弟妹妹讨过饭。那时，他最大的心愿是“冬天不要太冷，过年能饱饱吃一顿肉馅儿饺子”。

　　正是在极度贫困的岁月里，李凭甲幸运地遇到了一个给他的命运带来重大改变的人。

　　由于家境所限，李凭甲10岁才有机会上学。当他以名列前茅的成绩考上初中时，由于“文化大革命”影响，他的学业就此终止了。

　　那是1967年一个星期天的上午，15岁的李凭甲来到家乡的集镇上赶集。在一座粮库门口，一群人正聚集在一起围观着什么。他钻过人群挤到前面，看到一个终生难忘的画面：一个高个子中年男人正在一面墙壁上画《毛主席去安源》油画。他的心一下子就被眼前的画笔、油彩和画画中的人吸引住了。

　　从围观者口里，李凭甲得知画家名叫邢福祥，就住在邻村。

　　后来，围观者陆续离去了，现场只剩下李凭甲一个人入迷地看着眼前的一切。看着看着，他产生了拜画家为师的想法。等画家停下笔来的时候，他向对方表达了拜师的心愿。在得到同意后，他诚恳地跪在画家面前行了一个“拜师礼”。

　　“当时的心情既有敬佩之情，又很激动。”李凭甲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那时，他尚未意识到邢福祥是自己人生路上的第一位“贵人”。

　　在拜画家邢福祥为师后，老师作画时，李凭甲跟随左右，一边为老师洗笔、递涂料，一边从旁细心观察揣摩；老师休息时，就给他讲绘画技巧、文化知识和做人的道理。

　　由于天资出众，在和老师朝夕相处了半年多之后，李凭甲就开始靠一技之长为困顿中的父母分忧。

　　后来，李凭甲开始像老师邢福祥那样到各地画毛主席像。为了不抢老师的生意，他把画像的地盘扩展到了周边几个县。

　　由于他画得既快又好，他的收入超过了县委书记，一家人的生活有了起色。

　　在日后的人生历程中，李凭甲把养家糊口的家庭责任从父母那里接过来扛在肩头，进而改变了自身和整个家族的命运。

　　如今，李凭甲耄耋之年的父母依然健在。他们被儿子接到了北京生活，近距离地感受着儿子的成功，也忧心着儿子的辛劳。

　　分田到户的探索者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拜师学画的同时，李凭甲又拜山东省文联副主席郭澄清学习写作。由于写得一手好文章，县里的广播站几乎每周都要播他的广播稿，李凭甲因此成了宁津县从普通百姓到县委书记无人不知的名人。

　　1973年，在一次选拔中，李凭甲成为一名农业技术员，分管宁津县尤集公社10个村庄的生产工作。

　　当时的乡镇政府叫“人民公社”，村子叫“生产大队”“生产大队”再根据情况分成“生产小队”。那时，一个村庄的土地归生产大队统一耕种。被叫做“社员”的农民，在统一的时间点出工，在一起吃饭，一起收工。

　　李凭甲所在的宁津县尤集公社是全县最贫困的地方。他到那里工作的时候，很多村庄连一口吃水的井都没有“地瓜干当主粮，光棍汉子排成行”这句顺口溜，形象地描述了当时的村民生活。

　　李凭甲参加工作不久，即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一场大变革在孕育之中。

　　当时，中央已经有了打破‘大锅饭’的精神；但是，基层还在观望。

　　在整个宁津县还没有一点儿动静的情况下，一向“胆子比较大”的李凭甲决定改变现状。他在自己的管辖范围选了一个叫陈庄的村子搞起了“变相的分田到户”。

　　“第一年下来，各种收成就比别的村子多了。”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他的声音中依旧充满激情。

　　“分田到户后，该上肥时上肥，该锄草时锄草，对土地管理得细了，产量就翻番了。”在品尝到甜头之后，李凭甲决定把这种方法推广开来。

　　他把所管辖10个村庄的村支书都找来，让他们像陈庄那样按人头把地分开，再把分到人头的2亩土地进一步划分为1亩粮地、2分菜地、3分养猪的地……

　　李凭甲在陈庄“吃螃蟹”的时候，安徽的小岗村也在酝酿着一场生产方式的革命。但他和绝大多数基层干部一样，在当时根本不知道安徽省有个凤阳县、凤阳县有个小岗村。他这样做，完全是出于“不安于现状”的性格。

　　事实证明，他超前迈出的步子是正确的。

　　到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包产到户的“试验田”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日益兴盛“陈庄模式”引起了上级政府的重视。

　　在“往上写报告”总结工作时，李凭甲用了很多诸如“责任制好处多，不吃大锅饭一锅”等生动形象的语言描述责任制的好处。

　　据李凭甲介绍，“陈庄模式”引起了中央有关部委的高度重视。

　　改革开放之初“三农”问题是中国的重中之重。1982～1986年，国家连续5年以“三农”(农村、农业、农民)为主题发布“中央1号文件”，对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作出具体部署。这五个“一号文件”，在中国农村改革史上成为专有名词———“五个一号文件”“中央1号文件”也成了中央重视农村问题的代名词。

　　在1982年1月1日发出的第一个“中央1号文件”中，在对“迅速推开的农村改革进行总结”的同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

　　由于亲历了那段重要的历史，虽然已经离开故乡那片热土整整30年，但无论是对第一个“中央1号文件”中的内容，还是对当时自己的经历，李凭甲都能如数家珍。

　　“菜篮子工程”的倡导者

　　1983年，李凭甲所在的乡镇买了一辆农用车。在到哈尔滨提车路过北京时，他在前门的泰丰酒楼吃了一顿饭。

　　“在北京开个饭馆，肯定能赚钱。”这顿排了一个多小时队才吃上的饭，让李凭甲吃出了“在北京开饭店”的想法。

　　回到山东后，李凭甲打算辞职。

　　他的这一疯狂之举，让同事、家人和领导都深感震惊。

　　“我当时想，好就好了，坏就坏了，闯出去再说。”顶着一片反对的声浪，李凭甲把政府官员的职位和灿烂的前程等令人羡慕的一切抛在身后，带着2000元钱和十来个人来到北京，成了最早的“北漂”之一。

　　不曾料想，李凭甲怀里揣着的2000元借款很快就失散在了刚刚兴起的商海里……

　　在把2000元钱赔得分文不剩后，李凭甲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在当时填的一首题为《江城子·醒》的词里，他发出了“烟雨茫茫人生路，回首顾，青春误”的浩叹。

　　在李凭甲“心难死”，但不知“去何处”的情况下，大钟寺乡的一位副乡长向他发出了邀约。

　　大钟寺乡位于北京北三环联想桥东南角那块著名的“庄稼地”周围。在李凭甲刚到北京的时候，那里还是“城乡接合部”，那里还有大片农民种菜种粮食的“庄稼地”。

　　彼时，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大钟寺乡的领导看中了李凭甲敢想的头脑和敢干的魄力，请他来这里发展乡镇企业。

　　李凭甲接受了邀请，日后成了“京钟肉类食品厂”第一任厂长。

　　20世纪80年代初的北京，户籍人口刚刚跨过1000万的门槛。和中国每座城市一样，1000万名北京市民外出就餐要用粮票、到商店买布做衣服要用布票。

　　当时的北京城，不仅大钟寺村没有企业，在这座拥有大片良田沃土的大都市中，市民一直处于“吃肉难”和“吃菜难”的困境之中。那时，北京市民日常所需的蔬菜和副食品全靠“政府菜站”供应。

　　“政府菜站本身是赔钱的，菜站里的菜是蔫儿的，市民吃不上新鲜菜。”李凭甲从当时不尽如人意的现状中看到了“让北京市民吃上新鲜菜”这一商机。

　　他就此产生了在大钟寺创办一个菜市场的想法。“我提议之后，大钟寺乡的领导和上级领导非常重视。在经过研究后，同意了我的想法。”李凭甲特意强调了有关领导的支持。

　　在大钟寺，李凭甲做企业的第一步是建起了“大钟寺批发市场”。这家市场的主要商品是“肉”和“菜”。一开始，他们建了一个300平方米的大棚子，让当地农民在里面摆地摊儿卖菜。后来，随着生意的好转，地摊儿变成了一个个有货架的摊位；当地产的新鲜菜不够卖，摊主就去北京远郊收购。

　　几年过后，大钟寺批发市场仅蔬菜一项的批发量，就达一天300万公斤。

　　每天300万公斤蔬菜，对当时的北京市民来说意味着什么？“差不多每人每天半斤菜、三两肉。”李凭甲在回答这一问题时说。

　　“半斤菜”和“三两肉”这只“蝴蝶”在京城北部的大钟寺批发市场的振翅，在整个北京市的“国有菜站”掀起了一场飓风。随着大钟寺批发市场的发展壮大，国有菜站的业务江河日下。最终，包括蔬菜和生肉在内的国有食品供应体制被“冲垮了”。

　　“非常不满。”李凭甲用这四个字来形容国有菜站当时的反应。但在他看来，当时受到冲击虽然是坏事，但在不久之后，那些陷入经营困境的国有菜站“因祸得福”，搭上了北京市房地产高速发展这班车，仅靠“卖地皮”就大大地赚了一把。

　　回头继续说大钟寺批发市场，由当初的蔬菜和肉类批发，发展到调料、水果、海鲜等门类，成为京城一座庞大的供应基地。这种兴盛状况一直持续到2008年奥运会前夕，大钟寺批发市场被中坤广场取而代之。但是，这种大规模的综合性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又衍生了新发地、岳各庄、锦绣大地等多个市场，而蔬菜来源地也早已突破北京本地，跨越山东、内蒙古甚至海南等地，丰富着北京市民的菜篮子。

　　到1993年，李凭甲已经在大钟寺工作了10年时间。此时，北京农产品批发市场的星星之火燃成燎原之势。此时，出乎所有人意料，李凭甲选择了功成身退。

　　李凭甲离开大钟寺村的时候，留在大钟寺村多达38家企业。其中，包括至今仍留在一些北京市民记忆深处的“京钟牌”火腿厂家———北京京钟肉类食品厂。

　　鲜为人知的是，大钟寺批发市场正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菜篮子工程”的发源地。

　　据李凭甲介绍，大钟寺批发市场的发展，渐渐地引起了北京市农委和中央农委的重视，也引起了兄弟省市的关注：一方面，政府要求上报一些材料；另一方面，各地不断有人来大钟寺学习取经。在这种情况下，大钟寺批发市场成立了信息中心并专门雇了一位退休人员写材料。

　　一次，在写一份材料时，李凭甲决定给他们做的事情起个名字。他先想到了“菜篮子”，但仔细一推敲，他觉得这个称谓“太小”；他又想到了“菜园子”，再一推敲，觉得也不是很满意；突然，他想到了“菜篮子工程”这五个字，并从心里认可了它。

　　“菜篮子工程”这个名称被写进了报告里。相关材料被上报到政府部门之后，也得到了认可。就这样“菜篮子工程”被叫响了。

　　大海之子

　　在李凭甲打造“菜篮子工程”的第10个年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此后，中国的市场经济驶入一段高速发展的轨道。

　　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如同当初创制“分田到户”模式后选择离开山东一样，在“菜篮子工程”成功后，李凭甲选择了离开大钟寺。

　　这一次，他选择了“为自己创业”。

　　离开大钟寺之后，李凭甲以承包经营“登塔观光业务”的方式入主中央电视塔内。

　　李凭甲在接受采访时说，那些来登塔的人当中，不乏文化界的名人大家。他们在登塔时，都愿意到他的办公区域“坐一坐”。

　　在经营观光业务的3年间，李凭甲先后结识了娄师白、阿老、李铎、刘炳森、刘大为、米南阳等声名赫赫的艺术家。

　　中央电视塔内，悬挂着一些书画名作。这些艺术家来登塔时，也会应邀留下自己的作品。和这些名人大家交流多了，潜藏在李凭甲生命中的艺术天赋有了勃发的冲动。

　　那些时日，早年与绘画结缘的画面常在他脑海中浮现：

　　在追随老师学习油画时，李凭甲尝试着“把红、黄、蓝、白、黑五种颜色用心搭配”，在调出各种美丽色彩后，他品尝到了“成功”的滋味；在自己学会调色、学会布局、学会覆盖败笔……在极短的时间内“出师”后，老师对他的悟性大加赞赏；在外县画毛主席像的时候，睡到半夜突然想到了一种颜色的使用，于是他便起身坐在炕上接着想……

　　这一切，促使李凭甲把搁置已久的画笔再次提起来。

　　30多年后有了重新拿起画笔的冲动时，李凭甲最想描绘的美景是心中的大海。

　　故事还得从李凭甲和大海的缘分讲起。

　　当年，在画了3年毛主席像之后，李凭甲产生了强烈的到外面“闯一闯”的冲动。

　　李凭甲的一位伯父在山东青岛当干部，他把闯荡的目标选定在青岛。但是，他到了青岛才知道，伯父已经“被打倒了”。

　　伯父的家就在海边，闲来无事，李凭甲就到海边漫步。走着走着，他被大海迷住了。

　　“往前走10分钟是大海，再往前走10分钟还是大海。”李凭甲在回忆往事时说。他在海边这一走，就是几个月。在这几个月专心致志看海的日子里，他把“没风的时候海面是什么样子，有风的时候海面又是什么样子，几级风的时候浪是什么样子，浪是怎么来的……”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

　　李凭甲的心里装满了海之后，他就开始提笔画海……

　　在多年之后重新提起画笔，李凭甲发自内心要画的还是海。多年来的每一天清晨5点，他都会准时起床创作。许多大海的巨幅画面，在这寂静的时刻被他不断地描绘着。

　　当年，李凭甲跟随邢福祥学的是油画。由于有油画的基础，他现在用国画材质画出的大海，比一般国画家画的大海多了些“动感”。此外，由于历经商海沉浮、岁月风霜浸染，中年的李凭甲笔下的大海比少年时期画的大海有了更深刻的内涵。

　　在一本名为《大海之子》的画册中，收录了多幅李凭甲笔下的大海。那些大海的画面，每一波浪潮都蕴藏着不一样的气势，每一朵浪花都有不一般的意蕴……每一幅大海的画面都大气磅礴。大海是他永恒的主题，大海的旋律永远萦绕在他的耳畔，大海的澎湃流消在他生命的血液里，大海的一切永远定格在他生命的记忆里，大海即是祖国，他是祖国的儿子……

　　李凭甲画海多年，笔下已呈现过上百幅大海的图景。当《世纪大潮《观海听涛《海上日出《涛声万里》等一幅幅充满生命力和澎湃激情的海洋画作品面世后，获得了业界的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