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盛世的历史宿命

　　□禾刀

　　乾隆盛世至今仍被一些人津津乐道，而张宏杰这本40万字的《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就是想告诉读者一个隐藏在虚伪盛世背后的真相。

　　乾隆时期的许多数据确实抓人眼球：据当代学者的估计，G D P占全球1/3，粮食产量最高达2088亿斤，财政收入最高达8000万两，此三项均创下截至乾隆朝时中国历史的最高水平。

　　乾隆帝长达60年的执政经历可分为两段。登基前十三年，乾隆开明豁达，注重民生，前后五次减免农民税款共计两亿两，特别是高度重视赈灾，凡此种种，确保了权力交替的稳定，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登基十三年后，乾隆执政思维陡然惊天逆转，迅速回归雍正朝刚猛、苛刻的执政风格。表面看来，乾隆朝的行政机构似乎有着较高效率。但这是基于高度集权的铁腕专制下的高效率。集权专制高效率的背后，是社会资源分配的两极分化。在英国使臣巴罗看来，“中国没有中间阶层———这个阶层的人，因拥有财富和独立的观念，在自己的国度里举足轻重；他们的影响力和利益是不可能被朝廷视而不见的。实际上，中国只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以经济学思维审视，没有中间阶层的社会，不可能生发出强大的发展内动力。

　　1776年即乾隆四十一年，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诞生的《国富论》初版问世，然而，闭目塞听的清廷，却将英国使臣带来的科学设备视作“奇技淫巧”之术，依然沉迷于河清海晏的梦幻中。本来，只要乾隆帝稍稍留心向外眺望一下，中国完全可以搭上十八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快车。就因为这个“十全老人”的无知和短视，历史机遇便悄然溜走了。

　　由于乾隆一朝对海外贸易采取严格的控制政策，尤其对进口商品，致使大量白银流入中国，无奈原本期望建立贸易平衡的英国使臣团，面对高傲无知的乾隆皇帝，只能空手而归。在英国人平衡贸易的幻想最终化为泡影后，实际上已埋下了鸦片战争的伏笔。

　　人口增速过快，也是乾隆时期无法解决的经济学问题。虽然乾隆时期有着可观的G D P，但在接近三亿人口的庞大基数下，粮食年人均占有量仅780斤，低于秦汉时期的985斤。《人口论》的作者马尔萨斯闻知中国“人口似乎受迫，人们习惯了靠尽可能少的食品生存”的事实后断言，“ 这 种 情 况 下 的 国 家 必 然 面 临 饥荒。”

　　盛极而衰，有一定历史的必然规律。缔造并努力延长盛世寿命，是任何一个民族矢志努力的历史目标。而延续盛世必不可缺的条件是，必须构建一个能积极吸收外来先进经验，不断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社会机制。

　　社会化媒体需要“企业级应用”

　　□郑砚农

　　随着网络的普及，社会化媒体发展迅猛。在新媒体环境下，危机管理原则没有变，但规则和方法变了。品牌及企业家面对危机事件、面对公众、面对媒体，首先要有真诚的态度，其次要找出准确的原因，最后要有有效的解决方案。这三条是需要坚守的原则，不同点在于新媒体的反应更迅速。过去，一个危机事件出现，在传统媒体环境下还有一个时间差，给企业考虑与处理的时间；而新媒体的出现，逼迫企业必须迅速对危机事件进行处理。

　　近期国际上最流行一个词———SO LO M O (social、local、m obile三词缩写后的合成词)，S O指社会化，L O指本地服务或本土文化，M O指移动通信，社会化媒体加上本地化、再加上移动互联，这就是新传播的一种潮流方式。

　　在社会化媒体逐步形成一种新型网络传播的大前提下，目前一些网络上的负面声音比正面声音明显多出很多，其实这种现象不正常，很多正面积极的东西被淹没且极少有人关注。目前，网络媒体的商业化元素相对较浓，而整个中国网络受众对网络媒体和舆论辨识的成熟度还不够高，对信息来源和信息真伪的判断处于弱势，从而很容易被网络上传播的一些负面信息左右，网民会盲目地对某些个案事件进行跟帖批判。负面影响会被无限制地放大，而正面积极、弘扬正气的典型却较少被传播。

　　当传播方式由企业到渠道商再到消费者，变成企业直面消费者，由受众影响受众从而影响企业业绩时，网络营销本身也要面对全新的传播规则。

　　对于时下网络传播中一些不良信息，需要加强监管与行业自律。政府监管部门应加强网络传播和营销的规范，加强网络传播的法治化和专业化建设；网络营销服务行业也应当加强自律，引领全社会正确认识社会化媒体的双刃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