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中国G D P增速降至7.6%，其中二季度当季增长7.5%，经济下行压力仍然存在。对于下一步政策走向，决策层如何在结构性因素和短期性因素中取舍拿捏，在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时进行准确定位，既不使经济大起大落，又要释放改革红利，以结构调整促经济增长活力，殊为关键。

    寻求合理增长区间

    虽然相关数据并不尽如人意，但有关方面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态势却仍持基本乐观态度。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经济展望预计，中国2013年的经济增长率将达到7.7％。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李稻葵认为，上半年的增长率可能在7.6％，全年则维持在7.8％左右。

    7月上旬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出经济运行的“上下限”区间理论，所谓“下限”就是稳增长、保就业，所谓“上限”就是防范通货膨胀。随后，市场对中国经济的“下限”猜测不断。

    有关专家认为，所谓的“下限”是年初政府工作报告中确定的年度增长目标，即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 D P）增长目标是7.5%，新增就业900万。这两个目标直接相关，根据有关部门测算，中国现阶段要保就业，使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左右，经济增速就不能低于7.2%，否则就会冲击就业。

    交通银行有关分析师预测，“如果第三季度经济增速进一步下行的话，不排除政府会出台温和的经济刺激政策的可能，因此下半年经济增速快速下滑的可能性不大。”

    彭博集团亚太经济学家麦德能则表示，“如果应对不当，中国今年全年的G D P增速可能无法达到7.5%。不过，中央政府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他们会采取措施保证达到7.5%的下限。”

    对经济前景持基本乐观态度的另一原因是对就业市场的依旧看好。之前对经济增长的关注，主要源于对就业的担忧。因为，从历史上看，中国经济在1997年至1998年、2008年至2009年都曾出现过季度增速跌至7%以下的情况，同时出现了就业问题。

    据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祝宝良测算称，目前每增长1个百分点的G D P能容纳140万至150万人就业。相比之下，2009年7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称，研究显示，G D P每增长1个百分点大体带动80万至100万人的就业。按此计算，目前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吸纳能力比2009年已经提高了50%左右。

    同时，有关专家认为，这次与前两次不同，中国劳动力市场已有变化。劳动人口增速从2012年开始下降，在结构上，虽然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比较大，但以前比较担心的农民工、低收入人群在劳动力市场上的需求仍然较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也表示，就现有指标看，虽然G D P增速有所放缓，但至少劳动力市场中最具周期性和灵活性的部分已经在合理地、缓慢地上升。最可能的原因是人口结构的变化，其次得益于服务行业相对稳健的增长，吸纳了大量的就业。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指出，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从2010年开始下滑，但是失业率和通货膨胀却没有相应上升。

    相关统计数据也表明，中国就业市场依然稳定。今年上半年新增就业超过700万人。6月末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同比增加444万人，增长2.7%，外出务工劳动力的月均收入同比增长12.6%；二季度城市人才市场求人倍率（岗位个数与求职人数之比）仍高达1.07，调查失业率稳定在5%左右。

    打造经济增长“动力群”

    适应国际环境深刻调整和中国经济增长阶段性变化，推进经济转型升级，使中国经济转向有更高质量、更具活力、更富效率、更可持续的发展。

    最近，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的研究报告称，“我国经济运行中暴露出来的矛盾和问题，表明依靠投资和扩大产能驱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已经趋于减弱，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越来越走不下去了，必须加快经济转型，培育经济发展新动力。”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支撑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主要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两大支柱。而“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G D P中第二产业的比重不断上升。而与高速经济增长相伴随的是能源、资源的大量消耗，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有关专家认为，城镇化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之一。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殷剑峰认为，城镇化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在于人口的集聚，这将从两个方面推动经济增长：第一，从供给方面看，人口集聚将会产生规模经济效应———边际收益随规模递增或者边际成本随规模递减，并推动技术进步，降低交易成本；第二，从需求方面看，人口集聚将会产生对消费品、公共品（如教育、医疗、卫生等）的规模化需求，而许多消费品、尤其是公共品的供给也存在规模经济效应，适当多的需求将有助于降低这些产品和服务的边际成本，从而扩大需求。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李德峰认为，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在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同时，也将大量激发消费、投资需求。在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城镇化将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有关测算显示，中国城镇化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将能带来7万亿元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到202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60%左右。未来7至8年，中国城镇化所产生的资金需求（包括市政公共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将超过40万亿元。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城镇化的实践经验表明，城镇化率每提高一个单位，能带来人均国民收入的明显增长，由此可显著提高国民的购买能力。

    不仅如此，马晓河还表示，城镇化还可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世界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经验表明，当一国的工业化达到一定阶段时，推进城镇化可以增加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和就业规模，提高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即使是制造业结构转型和升级也离不开城镇化。

    最近公布的内地31个省份的政府工作报告显示，“推进城镇化建设”被寄予厚望。安徽省提出未来五年城镇化率力争达到55%；河南省提出未来五年城镇化率要提高到52%以上；湖北省提出未来五年城镇化率要由目前的53．5%提高到58%；云南省提出未来五年城镇化率要由目前的39 .33%提高到48%。

    数据显示，自2011年起，中国城镇化率已经突破50%关口，城镇常住人口超过了农村常住人口。但目前中国的城镇化率仍然只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通常城镇化率达到80%的水平相比，我国城镇化水平依然滞后，未来还有20%至30%的提升空间，还有2亿到3亿人口要涌入城市。

    挖掘新型城镇化的内需潜力，就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抓好，通过对包括户籍、土地、财税在内的制度改革，以及加强公共服务能力建设，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发挥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释放城镇化的内需潜力，形成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除城镇化外，战略新兴产业也蕴含着巨大的内需潜力，有望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新支撑点。此前，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表示，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我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到2020年力争使战略性新兴产业占G D P的比重达到15%。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部部长吕薇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发展方式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有利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抢占下一轮产业结构调整的制高点，也是推动传统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

    她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将会在需求潜力大、带动性强的领域加快发展，发挥先导和支柱作用。节能减排技术产业推动绿色增长。随着能源和环境压力加大，国家节能减排措施加强，各行业特别是高耗能行业都在进行节能减排的技术改造，高效节能技术装备、先进环保产业等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正在加速发展。与此同时，各行业正在利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促进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

    国家发改委《指导目录》涉及7个战略性新兴产业、24个重点发展方向下的125个子方向，进一步细化到近3100项的产品和服务。其中，节能环保产业约740项，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约950项，生物产业约500项，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约270项，新能源产业约300项，新材料产业约280项，新能源汽车产业约60项。

    “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促进新兴科技与新兴产业深度融合，在继续做强做大高新技术产业基础上，把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为先导性、支柱性产业。为了更好地引导社会资金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领域，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政策措施的落实，把节能环保等七大产业作为主要发展方向。

    我国环保产业已进入大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根据《“十二五”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预测，到2015年我国节能环保产业总产值将达到4．5万亿元。据规划，2013年至2015年生物环保产业产值年均增长15%以上。到2015年，生物环保产业年产值达到1500亿元。到2015年，我国生物产业形成特色鲜明的产业发展能力，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作用显著增强，在全球产业竞争格局中占据有利位置。到2020年，生物产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现代服务业对经济增长开始发挥重要拉动作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称，培育与发展现代服务业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欧美经济早已成为“服务型经济”，服务业的比重已达80%以上；而服务业中，80%以上是现代服务业。

    国务院批准的“长三角区域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将长三角建成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在产业结构上应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到2015年，核心区的服务业占G D P的比重要达到50%以上。与此同时，苏、锡、宁等市都确立了推动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跨越式发展的战略，产业结构上要实行“三、二、一”结构。常州市也提出要将现代服务业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产业来培育，服务业占G D P的比重，要从2011年的42 .4%提高到2015年的53%。

    改革是核心保障

    用好改革这关键一着，还意味着，即使在经济运行逼近稳增长、保就业的“下限”或防通胀的“上限”时，侧重于稳增长或防通胀的宏观政策仍然要与调结构、促改革的中长期措施相结合，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冯飞说，较低的经济增速有利于结构调整，而结构调整最根本的还是要靠释放改革红利。

    “中国经济追求的并不是简单的速度回升，而要着眼长远，把更多的精力用在调结构、促改革上，努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说。通过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可以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和自主调节的作用；通过深化国企改革，可以打破一些领域和行业的行政性垄断，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创业积极性；通过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可以进一步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这些改革措施不大会受经济增速波动影响而又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专家普遍认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两大重要手段。今年以来，新一届政府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全面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为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政策支持和发展动力。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认为，从近中期来看，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至少包括这样几方面：进一步通过“营改增”改革，消除服务业发展的重复征税因素，并推动产业结构优化，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分步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积极研究推出环境税改革，理顺基础能源、资源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对节能降耗形成长效杠杆机制。适时扩大房产税改革试点，构建地方税体系。推进个人所得税分步走向“综合加分项扣除”模式的改革，即把工薪收入之外的其他收入也综合纳入超额累进税率的调节范围，并针对家庭赡养负担等因素的不同情况作出专项扣减。积极推进省以下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释放经济发展潜力。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示，测算显示，今年8月1日起“1＋6”行业试点扩至全国，预计全年减收规模为1200多亿元，全部推开“营改增”后全年预计可减税约两三千亿元。

    “不只是减税，这一改革还会倒逼财税体制的配套改革。”贾康说。随着“营改增”试点逐步向全国各地和全部行业扩围，需要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分配关系，加快财税体制改革。随着“营改增”试点范围的扩大，有关部门必须认真研究和推进三方面工作：一是积极稳妥推进“营改增”在全国范围、各个行业推开。二是调整政府间财政体制安排，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和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三是优化转移支付结构，完善转移支付制度，进一步提高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益。此外，还要完善预算收支管理制度，进一步增强预算的完整性、透明性并提高其绩效水平。

    近一段时间，“盘活资金存量”也成为我国宏观 经 济 政 策 的 热 词 。 目 前 ， 我 国 广 义 货 币 存 量（M 2）已迈过百万亿元大关，截至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也达到3.5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但一方面资本存量巨大，另一方面大量需要资金的企业拿不到贷款，这一矛盾现状正是受制于依然滞后的金融体制改革。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金融结构不合理，股权融资比重低，债权融资比重高，往往使企业陷入沉重的债务负担；大银行多，专门为小企业服务的小型金融机构少，也使得小微企业和农民贷款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而保险市场不发达、金融机构国际化经营程度低等问题，也制约了金融市场的发展。

    中国人民银行参事李德指出，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以调整经济结构为着力点。中央提出要盘活存量资金，用好增量资金，除了要借助财政、金融的各种政策，还应加强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金融创新，引导金融资本流向新兴产业及三农等领域。

    郑新立建议，加快金融改革创新，应下好“六步棋”：放宽金融准入，允许民间资本设立小型民间融资机构；建立地方性金融监管机构，确保小型金融机构为本地经济发展服务；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和贷款担保制度；加快推进银行利率市场化，让市场充分竞争；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存贷款保险机制，发展股权融资；用好外汇储备，推动人民币国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