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控政策要与改革相配合
2013-08-26     □李洪侠 来源:经济参考报

    上半年经济增长7.6%,临近目标区间,很多人猜测,中央把握的经济增长底线到底是七点几,何时需要出台刺激政策。我认为,这样的讨论意义不大,分析经济发展不能仅看G D P增速,应立足以改革促发展的大局,以社会稳定作为改革的成本底线,不轻易出台调控政策,即使调控也要吸取以往经验教训,针对当前经济特点,研究储备能与正在推进的各项改革相匹配的调控政策,并适时推出,确保改革加快推进、持续见效,最终要用改革的办法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

    G D P不是判断调控与否的唯一标准

    宏观经济不是仅G D P一个指标就能反映全面的,也不是靠精确到小数点以后的数据可以诊断的精密仪器。相反,经济运行是复杂系统综合作用决定的,监测经济运行要兼顾多个指标的发展趋势和相互关系。

    首先,中央确定的7 .5%左右的增长目标,本身就不是一个确定的数字而是一个区间。这是根据以往发展经验、衔接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确定的努力方向。超过目标自然好,但即使差一点也没有证据表明一定会怎样。毕竟,反映经济运行还要看就业、物价、房价、财政金融风险、企业效益等重要指标,这些指标的不同组合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从这意义上讲,经济运行的规律并不体现在某一个具体数据上,而是体现在主要指标变化趋势上,体现在各指标之间的相互匹配和相互作用上。

    其次,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是多少尚无定论。国际金融危机后,学术界就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明显降低基本达成了共识,但到底从多少降到了多少,实际增速与潜在增长率之间应控制在多大范围内等问题,远没有也不大可能形成权威结论,比较流行的说法是7%-8%,也是一个具有较大弹性的范围,其准确性需要不断探索、不断试错去验证。在标准没有完全确定的情况下,精确判断实际运行与标准的差距,显然不太可能有确切答案。类似的,欧共体当年提出3%的赤字率和60%的债务负担率是警戒线,各界流行的银行坏账率应控制在1%-2%,房价收入比应在3-6倍之间等说法,都不同程度地出现过相反的例子。这说明,经济指标具有一定的统计上的规律性,但对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意义相差却很大。

    再次,过分关注G D P容易误导地方发展思路。姑且不论统计误差等技术因素,仅就体制而言,我们还没有完全解决以G D P论英雄的问题。当前形势下,只要政策稍有调整,哪怕是态度的微妙变化,在政府换届效应和各地方的攀比心理作用下,刺激政策都会被放大甚至被曲解。比如出台刺激投资的政策,将会继续强化政府主导投资的理念,沿袭过去粗放式的投资至上的增长思路。地方政府正赞足劲上项目呢,中央政策稍一转向,产能过剩项目、高污染高消耗项目就很可能一拥而上,而且往往都带着节能环保、高新技术等冠冕堂皇的头衔,真假难辨。刺激政策的负面影响因此可能会成倍地放大。原本经营困难的企业再度迎来好日子的同时,却送走了创新升级的机会,甚至改革大计都将被再次推延。

    推进改革要承担必要的成本

    通过改革释放经济活力、提升经济竞争能力,是国际金融危机带给我们的最重要启示之一。促进经济结构升级,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就是改革追求的收益。进入改革攻坚期,延续多年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下,推进改革是一定要付出成本的,部分企业经营效益下滑,结构性失业增加,经济增速回落等都是改革的成本。理论上,只要收益大于成本,改革就是值得的,就应该坚定不移。

    要做好承担改革成本的准备。当前,之所以很多人认为下半年应该出台传统的刺激政策,就是因为改革的收益不 好 定 量 衡 量 、 短 期 内 不 明 显 , 而G D P、企业利润率等指标却能短期内定量化表现出来。但这其中有些成本是必须承担的,如果无论生产什么、质量如何都能顺畅进入市场,产能过剩的企业怎么会进行技术创新?不捅破房地产泡沫,大量房地产领域的资金又怎么能进入实体经济?治理财政跑冒滴漏,一定时间内可能影响政府采购等消费,但这本来就不应该是扩大消费的方向。有人总在经济增速下滑的成本上盘算,却忽略了以小成本换大收益、短期成本换长期收益、现实成本换潜在收益的策略。企业没有经营压力哪有转型动力,不转型升级哪有持续健康发展的明天?前段时间银行间拆借利率提高,流动性短缺看似影响了金融市场发展,增加了成本,但如果任凭以不规范的理财业务为代表的影子银行发展,将来对经济可能造成更大伤害。如果有两种选择,一种是7 .6%的增速、产能利用率却只有78 .6%,另一种是7 .5%的增速、产能利用率超过85%,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认为后者优于前者,都不会为了0 .1个百分点的增速而要求出台刺激政策。

    应以社会稳定作为改革的成本底线。社会稳定是改革推进的大环境和大前提,没有稳定的环境就难以推进真正的改革,没有真正的改革就难有长久的社会稳定。衡量社会稳定情况,要从影响稳定的因素入手。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居民收入差距大,部分企业经营困难,房价过高上涨过快,社会不公平现象依然较多,在部分领域还比较严重,等等。经济运行中,企业效益不佳会影响就业,就业低迷可能影响收入和消费,如果再加上收入差距大、房价物价快速上涨影响居民生活,不平衡心理加剧,社会稳定的局面就可能受到影响。反映在经济和社会指标上,就是基尼系数、企业效益、失业率、物价、房价、群体性事件和极端暴力事件数量及影响等。

    从上半年数据看,物价、就业数据较好地控制在目标范围内,企业效益总体好于去年同期。但另一些指标则不容乐观,基尼系数虽没有官方数据但不会低于0.47,6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房价上涨的有69个,最高涨幅达16.7%,都是影响社会稳定的潜在因素;群体性事件特别是极端暴力事件偶有发生,甚至可能成为引起不稳定的“火星”。目前看,社会总体稳定,应加快推进改革消除不稳定因素,不应该仅为实现G D P增长目标而盲目出台刺激政策。

    不能继续传统的刺激政策

    不宜轻易出台刺激政策,不意味着无所作为、无所准备。对经济运行中的苗头性趋势性问题,要及时研究能与改革配套推进的储备政策。只是政策储备要防止走老路,传统的刺激政策以保G D P为最重要的目标,以大剂量量化宽松和大笔财政投资为主要手段,放松环保、土地、质量等环节的评估,带来了房价快速上涨、通胀、产能过剩、高能耗高污染、财政金融风险积累等一系列不良后果。储备调控政策一定要总结以往政策的得失,结合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社会公平等目标,出台配合改革的调控政策。

    一是储备政策要少用总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发达国家经验表明,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随着人均G D P的提高,结构转型阶段的潜在增长率呈下降态势。我国人均G D P已经超过6000美元,要习惯并容忍经济中低速增长的现实。稳定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要控制新增流动性,防止货币任意流向产能过剩、房地产等行业,要盘活存量货币,提高货币运行效率,要多运用公开市场操作、信贷、利率、汇率等政策工具,规范金融运行。

    二是储备政策要多用结构型财政政策工具。应以减轻企业负担、激发企业经营活力,从而提高国际竞争能力为目标,储备以减负为主基调的财税政策。在这个过程中,尤其要有针对性地发展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生产性服务业和小型微型企业等,弥补经济发展的短板,为长期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基础,同时也要兼顾就业增长。

    三是防止仅为增长而刺激的政策。投资在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仍将发挥重要作用,但着力点应放在引导民间资本投向高新技术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领域,避免投资产能过剩行业。消费应着力调节收入分配,均衡消费能力分布,营造健康安全的消费环境,降低流通环节税费成本等基础性根本性制度建设,而不是以扩大消费为名,行消化落后产能之实。出口应该从产品质量、技术、品牌和销售渠道着手,提升企业竞争力,而不是用简单的出口退税延长企业生命。

    牢牢把握改革总抓手

    改革是解决当前经济发展问题、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总抓手。在社会总体稳定的大环境下,政府应该以潜在不稳定因素为突破口,坚定推进各项改革,释放改革红利,弥补改革成本,维护社会稳定,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

    一是统筹谋划重点领域改革。财税改革关乎政府、企业和居民的关系、政府之间关系、企业之间和居民之间的关系。应推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调整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税率,减轻企业负担,激发企业活力;加快建设个人诚信数据库基础上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进一步完善选择性征收的消费税,加快推出房地产税等财产税改革,从收入、消费和财产三个角度调节居民财富差距。金融改革涉及所有经济主体,以及全社会资金的利用效率等,应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规范影子银行发展,促进直接金融透明健康发展,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小型微型经济体的作用。这些改革都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点,只有处理好这些重点领域改革,才能有效化解经济各主体之间的矛盾。

    二是切实推进焦点领域改革。矛盾越是突出越应该集中力量抓紧解决,越解决突出矛盾越能赢得改革收益和支持。比如房价过高、分配差距过大、上学难、就医贵等就是当前涉及面宽、解决难度大的关键矛盾,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针对这些矛盾,应尽快研究改革土地管理制度,使得城乡之间同地同权,工商各业之间同地同价,规范政府涉及房地产的税费制度,推出不动产登记制度,构建促进房地产健康发展的长期制度框架。规范国有企业薪酬标准,尽可能打破部分行业的垄断格局。允许更多的民营资本办教育、办医疗,加快形成与收入和财产分布相适应的多层次的教育、医疗、住房管理体制。

    三是高度重视细节领域改革。改革需要抓住重点,但也绝不能忽视身边的日常生活细节领域,这些改革才最直接最实在地体现政府改革的决心和步骤。比如,要改革退伍军人待遇制度,建立动态调整机制;要抓住首都机场爆炸、厦门公交车爆炸等典型事件,深刻剖析其根源,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改革步伐;要分析郑州狗咬人主人耍大牌事件,加快饲养宠物等城市管理领域的改革,类似的细节领域不一而足。各级政府都要结合实际制定改革事项表单,明确改革任务的同时,向社会作出承诺,要以问题为导向,加快推出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细节领域改革。

    四是要把改革的点串成线、连成面。已经实施的改革要加快见效。要明确各级政府配套推进转变政府职能、下放审批权限等改革的时间表,使其效果立竿见影地体现在企业发展成本降低和活力增强上,用改革的收益弥补改革的成本。要改革动作一项连着一项,一环扣着一环,一波接着一波,用改革效果改变经济增速下滑催生的刺激政策预期。看准的要全速推进,同时推进配套改革,聚合各项相关改革协调推进的正能量,看得还不那么准、又必须取得突破的改革,要加快试点。比如,从企业角度看,简政放权激发了创业企业活力、降低了企业交易成本;还应进一步方便企业融资,增强创业和经营的能力;维护市场秩序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保护企业创新升级动力;改革税费体制,理顺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综上,全国上下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块使,凝神聚力推改革,经济增速再低点相信也不会出问题。只要守住社会稳定的底线,一系列改革相继推出、持续见效,改革效果就能替代刺激政策收益,经济就能更加健康更具活力,改革就能赢得更加广泛的支持,社会就会更加和谐稳定。

    (作者单位:商业部综合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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