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鸣认为，当前中国越来越需要创新，而创新需要个性化的创造和公平的社会环境，以前的模式已经越来越无法适应这种变化。要释放新的改革红利，下一步很重要的是推进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给市场主体更大的自由空间。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新浪财经和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新浪·长安讲坛第238期日前召开。论坛成员、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发表了题为《中国经济增长中期趋势和应对策略》的主题演讲。

    “换挡阶段”的机遇与挑战

    王一鸣首先表示，中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阶段的变化之中，也就是“换挡阶段”。在目前经济增速放缓的压力较大的时候，以中期这个视角分析未来三年的经济走势、研究一些应对的措施，有利于增强短期政策的针对性，也能更好地把握更长一个时期的经济走势。

    中国经济增长这种阶段性变化有渐进的特征，有很多可对冲的因素，使得它的变化相比较其它样本的变化更加的缓和。

    第一个因素是中国国内市场拓展空间还很大，内陆地区市场潜力还很大。中等收入群众在不断扩大，随着规模的扩大市场潜力还会不断释放出来。

    第二，我国创新能力的提升空间也很大。这种提升空间来自于人力资本的投资，对中国人力资本投资的最大的因素是家庭。我们政府教育投入虽然已经达到G D P的4%，但是真正对人力资本投资贡献最大的还是家庭。我们的大学毕业生一年七百万，芬兰人口才五百八十万人。未来这些人力资本投资一定会转化成创新的能力，当然需要有相应的制度条件来配合。

    第三，经济增长的回旋空间很大。在沿海地区比较拥挤的企业可以转到内陆地区。因为它的成本可能更低，比如现在成都、重庆，富士康、人保、微创、戴尔、英特尔都去了。原因是成本低，再加上一套产业配套条件。产品的生命周期会大大拉长。

    王一鸣同时表示，未来三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会面临一些挑战。

    首先是拓展国际市场的难度会大大增加。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正在失去比较优势，现在越南、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的劳动力成本都比我国要低，可能会替代我国原先有竞争力的市场。更大的竞争者还有印度。同时，发达国家也在开始围堵中国。美国现在在太平洋地区和大西洋地区分别架构了T T P和T T IP两个自由贸易框架，它谈的自由贸易不是原来概念的所谓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它的标准更高，包括企业中立，劳工权益，环保标准，政府采购等等。这是在用一套新的贸易规则倒逼你，约束你。

    第二是产能过剩矛盾趋于突出，不仅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新兴产业也面临着过剩压力。

    第三我们中期会面临的一个挑战是生产要素的成本还会持续上升。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基本上是不可逆的，只能拿技术进步去对冲它。还有其它的成本也在上涨，包括土地的成本、资源的成本等。

    第四是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会进一步凸显出来。

    第五是财政和金融的风险有可能增大。我们在高速增长时期扩大投资，比如2008年以后地方通过融资平台，大规模扩大技术设施投资，增加负债。这在高速增长时期问题不大，一旦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财政收入增幅大幅度下降，很多资产价格比如土地的价格也开始往下走时，债务和信用的风险就会暴露出来。

    应放松管制、激活市场

    王一鸣认为，在中期应当树立起区间的概念。只要经济增长在区间内，理论上来讲就不应该进行过度的干预，而是让市场去发挥作用。未来的经济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调结构、转方式上面。在区间以内，只要通胀不突破上限，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不突破下限就不要去过多干预，如果滑出底线再去进行适度干预。

    他表示，未来宏观政策的趋向上应该更加注重供给管理。供给侧的最核心的一个要义就是放松管制、激活市场，就是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通过强化竞争提高市场效率，倒逼市场的创新，通过市场的创新去创造新的需求。

    同时，也要重视需求侧层面发生的一些变化。首先是农民工的市民化。我国现在的农民工及其家属有2亿6千万，这部分人如果转变生活方式，需求潜力就会释放出来。现在城镇居民消费差不多是农村的3.4倍，如果真的像城市居民这样去生活，他们的消费需求就会扩大三倍多，这是一个巨大的需求增长点。

    此外，还应注意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和新兴的消费业态。国家现在正鼓励信息消费，它的成长性很强。目前新的消费业态最为引人关注的是电子商务、网购。它的成长性非常快，差不多每年接近一番的水平。例如马云的淘宝平台，去年的销售额是1万2千亿，他自己说要达到十万亿的规模，这可以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

    王一鸣表示，我们现在的潜在增长率正在下降，但是潜在增长率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同样也可以提高。而提升潜在增长水平的最大动力就是改革。我国的经济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经历了三次大的上升，每一次都是和改革直接相关。未来我们的潜在水平下降了，就需要去创造新的改革红利。

    未来改革的基本方向是把市场和社会能够做的事情还给他们。

    我们需要创新，创新需要个性化，需要更大的自由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以前的那种模式越来越不适应，需要给市场主体更大的自由空间。

    应推进生产要素的市场化

    改革下一步很重要的是推进生产要素的市场化。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商品和服务基本实现了市场化，但是我们生产要素没有完全的市场化，例如土地、资金、劳动力。

    首先是土地，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目前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制，不能上市交易，现在我们正在推进的改革，要推进土地的流转，推进农村产权确权、登记、颁证制度。这样要素才能流动起来，就可以规模化经营，这样才能向现代农业发展，所以不流转很难优化配置。

    第二是劳动力市场，一个核心思路是要并轨。涉及到户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现在实际上也在推进，中小城市逐步放开，但是放开可能不具有吸引力，很多人不会去。大城市是逐步创造条件放开，特大城市像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城市暂住证改成居住证制度，有一个过渡，然后逐步跟户籍打通，这是不可能一下放开的。有人说户籍只是一张纸，实际上背后是公共服务。事实上更进一步说，户籍还关联中国城市的这种行政管理制度、等级制度。城市是分等级的，越高等级的城市它集中的优质资源越多，比如说最好的大学一定在北京，省里面最好的大学肯定是在省会城市。

    第三是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是资金市场。现在利率的市场化正在加快推进，贷款利率我们已经放开了，下一步也许存款利率也会放，首先可能是长期的存款，中长期的，然后放短期的。利率的市场化在推进，当然利率市场化推进还要伴随着准入制度的变化，怎么能让民营资本进去。现在准入制度里面最主要是存款的保险制度，因为一旦放宽准入以后银行充分竞争了，这就意味着有的银行会破产。现在西方这种状况多的是，美国经常有银行破产。银行一旦破产就意味着你的储蓄会打水漂，因此一定要有存款保险制度，建立相应的存款保险机构。

    要素里面还包括推进社会公平的改革。现在我们说要创造机会公平、规则公平、起点公平的制度环境。这种公平的改革当然也包括经济领域。我们未来越来越需要创新，一定要有公平的环境，才能最大程度激发每个人的活力。如果一个人靠勤奋靠努力也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谁去奋斗呢？所以说人人都要有梦想成真的机会，人人都要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它的前提条件一定是公平的环境。

    最后是政府自身的改革，就是简政放权，现在已经下放了两百多项审批权。管理流程要变革，以前是前置管理，前置就是审批，现在正逐步向事中和事后管理转变，向后置转变。审批既是权力监管也是责任，政府要让渡权力、承担更大的责任，让权力和责任更加对应起来，要加强事中的监管和事后的评估。政府管理里面还涉及财税体制改革，怎么样更加透明，税制怎么进行合理的调整。现在财产收入的比重越来越高，但是我们没有财产税。当然改革还要建立跨越部门决策体制，因为自己改自己很难，我们需要一种跨部门的，超越部门利益的决策机制。

    王一鸣最后说，改革就意味着要打破一些不合理的利益格局。如果一开始把所有的利益格局都打破了，受损的人都会站在对立面。怎么样建立一个新的利益协调机制，能不能用增量代存量，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改革开始也是靠增量，国有企业改不动先改民营企业，城市改不动先改农村，内地改不动先改沿海，沿海改不动先改特区，利益调整同样是这样。

    我们能不能先从增量开始，建立一种公平的分配机制，然后来倒逼存量的调整，这个同样需要智慧，改革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