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显示，新一届政府正在不断突破思维定式和政策刚性，力求通过改革与创新，逐步化解经济运行中的风险。

    “治大国如烹小鲜”。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政策消化期的中国经济，尤为如此。“三期叠加”加大了中国经济的“风险系数”，甚至使中国经济面临了“往上走还是往下走的重要关口”。地方融资平台偿债缺口、过剩产能、房地产泡沫、影子银行等几大“雷区”，相互联系，互为传导，任一环节“风吹草动”，都可能触发系统性风险。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形势，采用传统宏观调控方式，很可能会出现“调不动、调不转、调不灵”的情况。为此，必须在保持宏观审慎的同时，创造性地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宏观调控模式。特别是对待地方债、影子银行、产能过剩以及流动性风险等难题，更要辨证施治，分类处置，差别化调控，避免以往“一刀切”的政策倾向，要在挤泡沫、去杠杆与维护金融稳定之间取得政策平衡，化解风险于改革创新之中。

    比如，在解决地方债务问题时，传统的思路是过度盯住负债端。如果换个思路，从新的角度去思考，改用债务与资产置换的办法，或许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具体可供选择的路径有以下几条：其一，将部分城投债转为市政收益债，将公用事业类的城投债定位为市政收益债，并在地方政府预算中设立特别账户，进而从根本上降低政府融资对社会融资特别是实体部门融资需求的挤出；其二，建立基础设施产权交易市场，完善地方政府投资项目退出机制，以便退出部分国有股权，盘活融资平台资产，通过资产证券化等金融运作手段为新项目筹集资金；其三，以股权融资替代债务融资，将政府的经营性资产通过市场转让，转让收入用于偿还到期债务，从而降低全社会的杠杆率。

    再如，影子银行问题的确隐患重重，但也不能简单粗暴地一压了之。一定程度而言，中国式影子银行体系承担了提供直接融资、服务实体经济融资需求的功能，在实质上起到了连接货币市场和存贷款市场的中介作用，成为传统银行信用扩张渠道的替代或补充。这明显不同于欧美等国通过金融衍生品无限放大杠杆的影子银行体系。正因如此，监管当局应该基于“有益于完善融资体系、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原则，有区别地采取以鼓励和引导为主、适度监管和规制式监管三种不同模式，实施分类化和差异化管理。

    中国经济改革正在进入深水区，推进什么样的改革更有利于中国经济效率的提升，如何推进改革更有利于短期乃至长期风险的化解，是对新一届政府经济治理能力和政策智慧的莫大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