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纪下半叶，具体的数字将证明一切，……世界将被东方化”。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以下简称“西方”)一书中，作者伊恩·莫里斯借助伦敦经济学院L SE亚洲研究中心高级客座研究员马丁·雅克之口，为本书定下了基调。《西方将主宰多久》2011年7月初版，在追求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征程中，本书再版，意义或者更大。
“主宰”抑或“统治”，至少可作两种理解：一为占领掠夺，二为经济社会发展处于领先地位，在全球具有话语权与号召力。尽管书中两方面内容均有涉及，但莫里斯应更倾向表达后一种意思。
二十世纪西方史学中，西方崛起的由来引人不倦探究让人怦然心动。不少学者往往循着西方历史的内在逻辑回望来路，使研究不免呈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缺憾。上世纪末，第三世界国家起步发展，一些欧美历史学者意识到，所谓西方的崛起，不过是全球历史进程中来自西方和非西方种种因素碰撞夹击的结果。于是，他们开始反省，欲建立新的全球史和世界史框架。《西方》即是以世界恢宏历史跨度为经、以东西方地域空间为纬，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讲述不同时空上演的标志性事件或者故事，重新梳理西方崛起的来龙去脉。作为斯坦福大学历史系和古典文学教授、全球著名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思路开阔，纵横捭阖，著述既有史学家的严谨细致，又有文学家的文采飞扬。
《西方》主要观点：生物因素、社会因素以及地理因素共同解释了社会发展的历史，其中生物因素推动了社会的发展，社会因素显示了社会如何发展，地理因素则决定了哪里的社会发展(或者倒退)得更快。莫里斯站在长达五万年的人类发展史上，探询为何东方长期领先西方，而近现代西方的发展反而远远超过东方。他认为，关键是地理因素；地理因素决定了世界各国社会发展的脚步，社会发展又反过来改变了地理的意义。笔者以为，世界各国发展密码“地理因素论”只是相对真理，它的有效性基于两个条件：一是，工业革命以前，在交通道路以及航海不发达情况下，偏远闭塞地方自然无法与中心繁华地带相抗衡；二是，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制度不相上下的国家或地区，发展或许会受制于地理因素。但是，人类由农业时代迈进工业时代，尤其再从工业时代进入信息时代之后，地理因素对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弱化，不同社会制度使各国发展千差万别。
社会制度代表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是政治学常识，先进的社会制度必然促进社会发展，反之阻碍社会发展。中国封建社会始于公元前475年(战国时期)，而欧洲封建社会开始，以西罗马帝国灭亡(公元476年)和蛮族登上历史舞台为标志，中国封建社会比欧洲早950年。奴隶社会严重阻碍了社会发展，中国率先进入封建社会，意谓历史发展获得了先机，这想必便是中国曾长期领先西方发展的奥秘。具有戏剧性的是，西方进入封建社会晚结束却早，而中国封建社会在“漫漫历史长夜”穿行太久。17世纪中期以后，西方历史开始跑步前进，西方各国通过立宪制和代议制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化，将之关进法律的笼子；而清朝则将一国政事全然包揽在皇室之内，专制比明朝以及过去朝代更有过之，封建王朝直到20世纪到来又过了11个年头，才被孙中山推翻。如果说在取代奴隶社会之初和上升期，封建社会代表了先进生产关系，那么在西方资本主义风起云涌之时，中国社会仍然抱残守缺，封建制度早已蜕变为落后的罪恶渊薮。
现代社会，先进的社会关系体现为民主制度。民主制度之下，民众个体人人意气风发，人格独立精神自由成为可能，公共参与意识得到激发，主人翁心理认同得以形成，民族国家呈现空前创造性与澎湃活力；专制制度只能禁锢人们头脑，束缚人们手脚，窒息社会发展。民主制度才能造福大众，专制制度则非常自私，它满足的是一个家族抑或一个集团利益。专制给国民性格带来毁灭性破坏，正如鲁迅在《春末闲谈》所说，“专制技术就是掠夺者刺在中国社会神经上的一根毒针，它使得中国社会麻痹、僵化，失去反抗力，以利于它肆无忌惮地敲骨吸髓”。
当前，中国开始注重民主与法治建设，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然而，一方面政治、经济、文化等都还存在一些体制机制障碍亟需扫除———权力还未完全被关进制度笼子，官员不贪则已、一贪惊人屡见不鲜，民众合法权益时有被侵犯；市场经济还不尽规范，存在垄断以及被权力操控风险；文化产品供给在城乡两个层面差距很大……另一方面，中国虽然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产值还不能称为高，民众收入只有美国的1/10，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也处于相对落后水平。根本原因，源于西方发达国家在民主与法治建设方面仍远远走在我们前面，我们还在追赶。
莫里斯的意识是与时俱进的《西方》写作时间恐怕不会晚于新旧世纪之交，正值西方中心论在欧美学界失去影响时间点，他很自觉地适应这种变化，不再使用西方历史重大事件，而是选用中国的王朝兴衰。这非常适合中国读者阅读。莫里斯的语言富有调侃意味，西方人的幽默随处可见，书中浓墨重彩铺陈描述若干与真实历史截然相反的故事场景(比如道光皇帝打破维多利亚女王)，于幻想与真实巨大反差里呈现出别样的轻喜剧色彩。电影蒙太奇表现手法以及文字的突兀洗练，亦为本书增色。胡适说过，千万不要把一种思想当成金科玉律去信仰，从这种意义上讲，纵是大家之作的《西方》，我们也不应抱持寻找东方崛起“标准答案”动机。它只是一份材料、一个参考，为我们探求中国究竟向何处去打开一扇窗，真正答案存在于每一个中国人“不以他人的脑子为脑子”的独立思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