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 D P)增长7.4%，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 PI)上涨2.3%，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下跌1.1%。由于制造业产能过剩和房地产业去库存放缓导致投资增速大幅下滑；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长未见明显改善，国内消费需求疲软；国际经济复苏缓慢，净出口增速下降等原因，中国经济增速延续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下行趋势，且为近四年来最低。“三期”叠加，经济增速换挡回落，经济正在步入新常态，它既是30多年高速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客观经济规律作用的集中体现。以平常心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探索宏观调控新思维，才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

    中国经济增速2014年预计为7.49%，2015年放缓至7.37%

    由于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长并没有明显改善，当前宏观调控虽然强调微刺激、定向宽松等措施，但本质上还是只能通过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扩张来稳定增长。然而，随着货币供应量水平的持续快速增长以及社会融资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效应持续减弱，而且已积累了大量债务的地方政府也难以再启动大规模的投资项目。同时，尽管外部经济环境稳步趋好，但由于国内劳动工资水平的提高以及人民币仍将小幅升值，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出口的增长。

    基于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 Q M M )的预测结果表明：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态势还将继续，预计全年G D P增速为7.49%。其中，由于去年三季度经济增速的基数较高，而且预计房地产投资还将继续下滑，外需短期内回升力度也不大，因此，第三季度的同比增长率将微降至7 .42%，第四季度可能回升到7.62%。2015年的四个季度将延续2014年的态势，前低后高，全年G D P增速将放缓至7.37%。

    2014年中国物价水平温和上涨，CPI预计将上涨2 .51%。但由于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将超过14%，不仅高于年初预定目标，而且也高于去年的M 2增速，2015年的CPI在经济增速回落的情况下将进一步上升至2.80%。此外，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在未来两年将继续维持负增长，但是自三月份以来，降幅已经连续4个月收窄，预计这一走势将继续维持。今年PPI预计为-1.53%，明年降幅可能进一步收窄至-0.98%。

    尽管下半年美国经济复苏力度可能有所增强，欧元区经济也将逐渐企稳，但受美国一季度罕见萎缩与欧元区二季度经济增长停滞的不利影响。以美元、按现价 计 算 的 出 口 总 额 和 进 口 总 额 预 计 仅 分 别 增 长5.15%和4.85%，比上年下降2.97和2.39个百分点。至2015年，随着外部市场需求的加速恢复，中国进出口增速将显著回升。以美元、按现价计算的出口增速预计将达到10.23%；进口增速预计将达到9.66%。

    适时适度的微刺激旨在经济平稳过渡至中高速的新常态

    由于国际经济复苏进程缓慢，国内经济结构失衡，体制改革一时难以到位，发展方式尚难较大转变，自上届政府的4万亿反危机投资刺激政策逐步退出之后，中国经济增长始终面临着较大的下行压力。从季度同比增长率来看，G D P增速从2010年第一季度的11.9%，连续10个季度下滑，降至2012年第三季度的7.4%。这一增长率低于当年政府下调之后的预期年度经济增长目标。为了阻止经济增速继续下滑，新一届政府实施了稳增长政策。与上届政府有所不同的是，本届政府不再实行一次性大规模投资刺激计划，而是采取了一系列微刺激政策以稳定增长。主要包括推出了一批铁路、公路、市政、能源、环保等基础设施投资项目，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加快保障房建设，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加快服务业发展，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等等。这些微刺激措施的实施，使2012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长率一度回升至7.9%。然而，经济增速并未因此稳定下来。进入2013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速立即从上年第四季度的7 .9%下滑至7 .6%，第二季度进一步下滑至7.5%。为了防止经济失速下滑，宏观调控当局不得不于年中再次启动与2012年相似的稳增长政策。于是，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速因此小幅反弹至7.8%。然而，今年第一季度，类似前两年的情形再次出现，经济增长率继续下滑，并跌至新的低谷：7.4%，新一轮的微刺激提前至第二季度开始。然而，这一轮的微刺激仅使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速回升了0.1个百分点。

    微刺激的时点不断提前，微刺激的经济增长效果却一再衰减，形成了一个周期不断缩短的年度经济循环“经济增速下滑—微刺激稳增长—小幅反弹—再度下滑”。原因何在？

    从根本上看，还是过去长期形成的“投资驱动、出口拉动”的增长方式尚未得到改变的结果。金融危机的爆发抽走了中国经济增长“出口拉动”的引擎。同时，长期的G D P高增长并没有带来城乡居民人均实际收入的同步增加，且危机后G D P增长率的下滑，进一步抑制城乡居民实际收入的增长，加上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降低，经济增长的“居民消费支撑”引擎始终难以发挥作用。不得以，稳增长只能靠“投资驱动”。4万亿的救市计划虽然使2008-2011年G D P的增长率维持在9%以上，但在本质上，沿袭了投资扩张的思路，不仅不能扭转增速的下滑，反而增强了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进一步扭曲已失衡的经济结构。4万亿投资计划逐步退出之后，2012年至今的经济增速迅速下跌至8%以下。

    长期来看，受经济总量、人口结构调整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等的影响，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不可能再维持8%以上的高速，经济增长将进入新常态的中高速阶段。短期内外部市场的不确定性、国内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以及金融体系存在的高风险，固然使稳增长成为必须，但运用微刺激政策进行定向调控目的在于使经济能平稳过渡至中高速的新常态，而非追求一个人为制定的高增长目标。一旦外需恢复使经济增长趋于稳定，就需要退出微刺激。

    在经济周期的下行区间，适度下调预期经济增长率：利大于弊

    近三年的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说明，如果不采取现有力度的微刺激政策，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率，显然要低于现有经济增长实绩。但是，短期的需求刺激只能用于熨平周期波动，不可能在经济的自然稳定增长率较低的情况下，长期人为地抬高经济增长率。持续地应用微刺激政策实现高于经济的自然稳定增长率的预期经济增长目标，可能得不偿失。反之，如果顺应经济发展趋势，在经济周期的下行区间，适当下调预期经济增长率，则有利于适当减少对经济运行的人为干预，大大降低宏观经济调控成本与宏观经济运行成本。为此，本次C Q M M模型的政策模拟针对下调预期经济增长率的宏观经济效应而展开。

    根据C Q M M模型的设定，课题组计算发现，如果将2012、2013年的经济增长率下调至7.2%，那么，2012、2013年的M 2分别只需增长11.7%和12.2%，较实际M 2增速分别下降2.0和1.3个百分点。其他主要宏观经济指标的变化情况如下：

    首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方面，2012年、2013年分别较基准值下降了2.5和2.3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速分别下降2.9和2.5个百分点；房地产投资增速下降2.5和2.3个百分点；交通基建投资增速则变化较小，分别下降1.7和1.8个百分点。受此影响，制造业占总投资的比重将分别下滑0 .1和0.17个百分点，房地产业则基本保持不变。

    其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方面，2012年、2013年分别较基准值下降了0.3和0.7个百分点，下降幅度明显小于投资增速。这一方面是由于消费并不直接受货币供应量下降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因货币供应量下降造成的物价水平下降。2012年、2013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将分别下降0.09和0.16个百分点。此外，生产者价格指数也将分别下降0 .47和0.82个百分点。

    第三，总需求结构方面，由于投资增速下滑，2012年、2013年，资本形成总额占比将分别下降0.20和0 .33个百分点；居民消费占比则分别提高0 .07和0.08个百分点，而受进口下降的影响，净出口占比也将分别提高0.06和0.09个百分点。总体上，由于投资的下降，总需求结构因此得以小幅调整。

    第四，就业方面，经济增速的下调并没有带来新增就业增速的急剧下滑。2012年和2013年，新增就业人数增速仅分别较基准值下滑0.13和0.19个百分点。变动幅度微小，基本不会影响整体新增就业的稳定。

    综上，基于C Q M M的政策模拟的结果显示：如果将2012、2013年的G D P年度增速分别调低至7.2%，首 先 ，可 分 别 缩 减M2供 应 量17481 .9亿 元 和32096.8亿元，有利于减缓超发货币的压力；其次，会降低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2012年和2013年将分别较基准值下降2.5和2.3个百分点，有利于降低为稳增长而扩大政府投资的压力，有利于改善政府的财政收支状况，降低政府的债务负担和企业的债务杠杆率；第三，2012年、2013年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将分别下降0.09和0.16个百分点；第四，过去最为担心的经济增长减速可能将导致新增就业机会大量减少的情况并没有出现，在经济结构调整，具有比制造业更强吸纳就业能力的服务业比重逐渐上升的情况下，经济增速的下调对新增就业机会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第五，总需求结构方面，由于投资增速下滑，2012年、2013年，资本形成总额占比分别下降0 .20和0 .33个百分点；居民消费占比则分别提高0 .07和0.08个百分点，而受进口下降的影响，净出口占比也分别提高0.06和0.09个百分点。总体上，由于投资的下降，总需求结构因此得以小幅改善。

    因此，课题组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将预期经济增长率从7.5%下调至7.2%，从整体上看，利大于弊。

    明后两年，微刺激：继续？还是相机退出？

    中国经济正步入以中高速增长为基本特征的新阶段，出现了趋势性的新常态，连续的微刺激并非最佳选择。

    首先，目前的7.5%增速是建立在货币超发基础上的。2014年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已经突破10.57万亿元，创历史最高水平；上半年广义货币供应量(M 2)增长了14.7%。预测表明，全年广义货币供应量(M 2)增长将达到14.2%，远超过年初制定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 2)增长13%的目标，也高于2013年13.6%的增速。今年的货币超发，将使明年在经济增长减速的同时，通货膨胀率上升。如果明年继续实行微刺激政策，势必将促使货币进一步超发，加剧未来的通胀压力。

    其次，勉强维持过高的经济增长率，使资金使用效率不断下降。计算发现，2010-2013年，我国每增加1万元的G D P，需要增加投放的M2分别为1 .67，2.57，2.65，3.25万元。单位G D P增量所需增加投入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 2)越来越多。2014年上半年，经济增速仅为7.4%，这意味着，在付出比2013年上半年多增4200亿元融资规模和超过M 2预期目标1.88万亿元的前提下，实现的经济增长率还低于去年同期0.2个百分点。

    再次，微刺激、定向宽松等稳增长目前依然还只能通过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扩张来实现，这是导致整个国民经济投资效率不断下降，政府债务负担不断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课题组计算发现，随着政府债务规模的不断扩大，新增政府债务的经济增长效应越来越低。2005-2008年，每新增1元政府债务，可以带来0.53元的G D P增量；但是到了2009-2013年，则大幅下降为只有0 .29元的G D P增量。在既有的投融资体制下，如果继续维持7.5%的经济增长目标，明年付出的代价会更高，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将进一步积累，资源、环境更加承压，宏观决策面临的局面更难以驾驭。

    最后，维持现有增长速度，并不能有效地扩大居民消费。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比去年同期仅回落了0.2个百分点，但是，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仍比上年同期下降1.7个百分点。其中，较为鲜明体现经济景气变化的汽车和家具的销量都比去年同期有所下降。这说明，在现有的体制环境及经济结构下，即使维持现有的增长速度，居民消费不振的状况也难以有所改观。

    因此，在应用C Q M M模型进行政策模拟及多方估算的基础上，课题组认为，如果2015、2016年继续将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维持在7.5%左右，宏观经济成本可能太高，不利于将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精力转向全面深化改革，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如能将2015、2016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调整至7.2%左右，可能更为有利。

    1、将经济增长目标下调至7.2%左右，不会产生就业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的服务化，经济增速有所下降，就业形势却没有恶化。这一方面源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新增劳动人口增速放缓；另一方面，具有较强吸纳就业能力的第三产业比重上升。模拟计算结果显示：即使是在现有经济结构下，如果2012年和2013年G D P增长率从7.65%和7.67%，降至7.2%，也仅会减少就业16.71万人和16.73万人。如果考虑第三产业的服务比重变化，则这一经济增速减缓所减少的就业机会甚至更少。考虑到我国目前就业市场上的求人倍率(需求人数/求职人数)约为1.11(也即需求比供给大11%)，将经济增长目标下调至7.2%左右，并不会产生就业问题。

    2、政策模拟的结果显示，将经济增长目标下调至7.2%左右，有利于一定程度上改善主要宏观经济运行指标。

    3、有利于降低政府债务负担。根据课题组的预测计算，如果在“十三五”期间，保持年均经济增长速度为7.1%，2015-2020年，广义政府债务余额(包括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和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将合计减少2.06万亿元，这对缓解政府债务压力无疑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4、适度下调经济增长目标，有利于政府适当减轻频繁的稳增长微刺激政策调控操作，将主要精力、工作重心集中于筹划和全面落实全面深化改革，调结构与转方式上去，通过深化改革、调整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有利于在下一轮的经济增长上行阶段，争取更好的经济增长实绩。

    总之，课题组认为，在目前国际经济状况尚未明显好转，国内体制尚待全面深化改革，结构转换、发展方式转变任务繁重的情况下，宏观经济调控在政策预期目标上可能需要适时微调，以平常心看待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我国经济发展正在形成的新常态，顺势而为，主动地、适度地降低今明两年的预期经济增长目标，为“十三五”以致更长时期的经济健康较快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