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人们看到中国金融体系目前存在两个典型特征，首先，借贷主体是与政府相关的机构(地产融资最终也是转化为政府的收入)；其次，金融机构的高管与政府行政序列的官员没有本质区别，这样金融系统资源分配的效率非常低。

    从宏观调控的角度看，在现有体制下，正如周小川行长所讲的，存在着大量软约束的主体，比如产能过剩的国有部门，比如商业银行，在财务上都或多或少有比较强的软约束特征。所以周行长也讲，现在融资市场借钱的主要是两类人：一类是利用行政权力占有资源，比如一些大的国有企业，通过低成本融资，然后转手做资金掮客的生意，做影子银行的生意；还有一些是借钱不怕贵的。当这两类人在融资市场成为主体的时候，融资市场剩余的资金量就会缩小。其实，还有很多需要金融支持的实体部门、有效率的部门，得不到融资，因此，利率会水涨船高。我觉得，央行对于当前体制弊端的认知应该是非常清晰的，是一个软约束的环境。

    大家看到，在过去一年多，央行频繁地使用针对货币市场的资产端调控操作，但是对负债端的操作很少。尽管市场有频频降准或者调低利率的声音，但央行仍然能够保持相对强的定力，主要在资产端进行调控，这其中的根本原因不是来自于经济，而是来自于体制。

    《经济参考报》：近年来，影子银行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另一大融资渠道，监管部门在加大对影子银行的监管力度，您如何判断目前国内影子银行的风险？

    刘煜辉：其实，中国没有所谓真正的影子银行，绝大部分都是银行的“影子”，即监管套利，银行进行会计科目的转化，隐性地增加杠杆。监管层对银行理财、同业业务等强化监管，实际上让监管套利加杠杆的路径被封杀，中国的商业银行将走向依靠风险定价能力和主动资产管理能力(理财+证券化)来实现竞争力的方向。

    另外，直接融资也将由此进入发展快车道，中国的金融结构将逐步发生深刻改变，货币与信用开始分化，中国金融进入“货币少增，信用增”的状态，实质上，是银行作为信用和债务中介的作用开始减弱，商业银行业务投资银行化成为大势所趋，中国银行业主动资产管理的时代开启。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正的中国影子银行发展时代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