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最近有消息称教育部正在计划高校改革，将600多所高校的本科转为专科，这是否是应对大学生结构性失业的一种解决方案呢？

    蔡昉：很显然，它的目的是应对大学生就业难，是从结构的角度来探索。但是我个人觉得，对这个事其实可以更加谨慎一些，可以尝试，但是要不要一下做那么大的动作，值得商榷。职业教育的学生就业率要高得多，但是并不说明他们得到了更好的技能并适应了劳动力市场，只不过是通过降低他的预期达到了高就业率，我觉得并不可取。

    看看德国等欧洲的一些国家，他们历史上都是靠职业教育立国。但是欧洲有相当多的国家，它的制造业是从几个世纪前就存在的，是缓慢地往前进步，所以技能稳定性强，不会教你瞬间就过时的技能。而我们中国正好处在产业结构迅速变化的阶段，这个变化速度是难以预料的。换句话说，如果我办不好一所大学的话，谁能预期我能办好一所职业学校呢？当你不知道的时候怎么才好呢，教他一些更加通识的技能，以及一些软技能，比如学好英语、学好电脑，学好帮助你未来学习技能的一些基础的东西。从这个角度看，可能普通的大学比技校的风险要小。

    除此之外，大家记得科学家钱学森曾经提出一个质问，为什么大学不能培养出杰出的人才？中国未来的创新能力需要技能工人，也需要通识的人才、创新的人才。

    日本成功实现过教育赶超，初级教育、次级教育、中等教育赶超美国。但是到了一定阶段以后，日本遇到大学生就业难，工资下降，教育质量下降等等问题，和我们今天一样。它的教育部也遭到批评，最后他们顺从民意放慢了高等教育发展的速度，高等教育上的差距和美国拉大。这样它到了每个GDP的百分点都得靠创新的阶段，却不具备这个能力。我觉得日本的教训足够我们吸收。我们的确要发展职业教育，把它搞平衡了，不同的教育阶段，不同的教育模式之间取得一个平衡。但不要矫枉过正，矫枉过正是存在风险的。

    问：“十三五”的预测有没有考虑改革红利，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已经出来了？

    蔡昉：我们测算潜在增长率的时候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说假设没有变化，我们有一个数值是比较肯定的，未来劳动力的供给是在减少。未来资本的投资的速度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不知道，做一个假设，一定会下降，但是我们保守一点说略有下降，从过去的16%调成13%，非常合理，因为我们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资本回报率下降趋势，人们会减少投资。实际上，我们可以预料到未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速度要下降，因为后发优势少了，资源重新配置空间下降了。但是我们仍然假设趋势不变，这个够保守的，我们按这个预测是下降的趋势。下一步是把不同的改革达到的效果加进去模拟，包括有改革红利的情景。

    我们现在户籍制度的改革方案，把特大城市拿出来了。如果说特大城市，比如说10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或者说5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你都限制暂时不进行改革，那我们的改革就没有多大的意义。很多人说这次是以中小城镇为主，其实小城镇的户籍制度改革2001年政府已经推了。是国务院专发公安部的一个通知。为什么那么大的政策没有人记得？因为没有什么效果，没有人到小城镇去，没有就业岗位，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公共服务。人们真正看到的有发展机会的有就业岗位的，预期能够得到更好基本公共服务的是大城市，所以我想特别重要的城市可以另当别论，但这个例外不要包括的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