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这一年，他们关注着资本市场的一举一动，关注着关乎民生的种种；

    这一年，他们不少人把加班当成常态，甚至连周末也紧绷神经。

    他们是我的同事们——一批年轻而富有才情的记者。

    回顾2014时，他们的文字中有调侃、有感慨、甚至有小小的抱怨，但他们更多地提到了“责任”与“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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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然骄傲

    □赵晶

    时至今日，当你在饭局上自我介绍自己是一名记者时，收获的不一定是尊敬的眼神。当联系采访时，对方往往会多问一句“收费吗？”

    无冕之王的光环仍然闪着金光，但这金色却令人略显窘迫。

    从编辑再次成为记者的半年内，感受到的采访环境已经和十多年前我初出茅庐时迥然相异：“有关部门”对记者的“防范”越来越严；独家越来越少；别有用心的爆料越来越多；好心的开始未必会带来好的结果……但新闻永远在那里。再过50年回头看的话，2014年想必是个无法忽略的年份。

    这一年，在我所负责的领域，被广大网友和新闻人腹诽的国家发改委，大力而坚决地限制了自己的行政权力，且在年终会议上对被带走调查的十多位前任官员毫不讳言。

    印象最深刻的是在今年9月的一次发改委例行发布会上，一位后来被调查的价格司官员最后一次以现任官员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语言风格十分豪放。会后本想与他交换名片，最终在同行的重重包围下未遂。此后不到一周，这位官员就被带走调查。得知这一消息的那刻，忽然有了一种我正在经历历史，且是变革中的历史的激动感。这一感受与十多年前，我报道上海市对高级人才放开户口限制的那一刻竟颇为相似。

    也正是这种亲历感，支持我从一名小记者开始，一直不曾离开。在媒体人纷纷转型的当下，在清华五道口媒体EMBA班面试时，面对考官问我是否会转行的问题，我毫不犹豫地说了“不”。或许改行会带来更好的收益，更多的空闲时间，但再也不会如同现在这样体会到亲历历史的激动。

    白岩松曾因写到自己是坐在“观众席第一排”而被人讪笑，但新闻人应该不难理解他企图表达的意思——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我们有幸站在事件发生处，近距离观察和报道事件，聆听相关领域专业人士对此的解读，这本身就是一件光荣的事情。

    在这一年，我的同行们同样让我十分激动。我的同事王文志先是采写了《华润电力并购金业项目被指数十亿国资流失》一稿，后又以公民个人身份实名举报华润董事长宋林；年轻的记者骆珺在悉尼度假时正值人质劫持事件发生，她穿着人字拖就冲到了“国社”现场工作区增援；即将退休的老记者汤计为推进呼格案十多年来上下奔走最终获得迟到的正义。

    作为新华社的一名员工，我和我的同事们亲切地称我们所服务的单位为“国社”，不仅因为这个名字听着很“新媒体”，也因为“国”字背后所蕴含的意义：我们不是自媒体人，我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代表着责任与义务，我们负责报道新闻，我们有幸记载历史。这是我们的骄傲，更是我们的光荣。

    新闻人必看的“鸡血剧”《新闻编辑室》里有一句话我记忆犹新：“There is news happening right in front of me。It’s my responsibility to report it。 ”（当有新闻发生在我面前的时候，报道它是我的责任）。为了这份责任，我想我一直会在这里守候。

    好稿虽美 众口难调

    □李唐宁

    单从工作内容这件事上说，记者和艺人其实是差不多的：生产内容，供观众消遣。我作为一名跑“泛民生”口的记者，尤其如此。每每有消息放出，总得将其细细品读，再大卸八块，分别加工包装成读者想看的模样。

    可迎合读者口味这件事，做多久都算不得“熟练工种”，工资、养老、医保、就业……2014年制度变革剧烈而密集，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对改革的预期和反应大相径庭。这不仅让政策制定者进退维谷，也让跑口记者不免陷入两难境地。

    传播效果好的稿件，被认为是“好稿”。但在网络传播如此发达的现下，评论途径的通畅把记者从新闻的幕后推到了前台，甚至可能成为读者表达意见甚至发泄愤怒的对象。我闲来无事时会去微博搜索自己稿件的读者反应，在医保缺口的报道上，我看到过基层医保机构工作人员的匿名评论，说“稿子对改革和工作进步毫无益处，角度狭隘”。在养老金的稿件上，我看到过留言称“不同制度间比较无聊至极”、 “人本不平等，为何待遇非要一致？记者从火星来的吗？”

    当然，数量最多的评论来自那些可能并没有阅读过稿子正文的人。一篇留言数百的稿件，其中对问题有思考有探究的往往不足1/10，评论焦点多在骂政府骂制度，暴戾之气弥漫，令人不寒而栗。

    细想下来，类似的反应其实并不意外。大环境下，公众缺乏耐心去理解变革，从没有能力辨别真相到转而放弃相信真相，无视真相，压根儿不关心真相，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习惯了这样的声音后，评论内容于我已无所谓。众口难调，读者意见相左实是寻常，且无论风向如何变化，身为记者，还是应尽力做个头脑清醒，不以现实为理由而出让智识的人。

    那些数不清的周末“大招”

    □张莫

    “今天会降准吗？”

    “不知道啊，传了好几个礼拜了……”

    “本来想去看电影，现在哪儿也不敢去……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

    这是上周五，发生在我和另一位财经媒体跑央行条线的记者之间的微信对话。当然，当天大家“等待”的结果是——什么也没有发生。

    2014年，我“荣幸”地成为一名跑央行条线的记者。“周五”被网友们亲切地称为“福来day”，但对每一个跑央行条线的记者来说，周五是最不轻松的一天。每到周五，大家都如临大敌般严阵以待，尤其是下午5：30到7：30之间的时段，大家精神高度紧张，生怕错过了央行放“大招”、战斗号角响起的那一刻。

    在我还没跑央行的时候，就听闻对资金嗷嗷待哺的市场人士给央行起了一个爱称为“央妈”，而央妈每次宣布调整利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或是其他重大政策的时间都出奇的“准”，甚至比女生的“大姨妈”周期还要准，那就是周末和节假日。且看我统计的2014年大数据：3月15日，周六，央行宣布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单日波幅由1%扩至2%；5月16日，周五，央行联合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和外汇局联合印发《关于规范金融机构同业业务的通知》；9月30日，国庆节前一天，央行出台房贷新政策；11月21日，周五，央行宣布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11月30日，周日，《存款保险条例（征求意见稿）》出炉。

    央妈不在工作日放“大招”本意是为了防止重大政策对市场的过度冲击，但是却苦了想安心过周末的财经记者。就如一个多月前的那个周五，我正乐呵呵地坐在朋友的车上，奔赴和小学同学的聚会。“叮叮”，短信提示音响起，我一看，来自“人民银行”，心一紧，再打开内容一看，“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映入眼帘，我大叫一声“啊”，于是，聚会泡汤自不必说，采访、写稿，一个忙碌的周末模式开启。

    我对央妈可谓又恨又爱。恨的是，不管你准备的多充分，央行的新闻还是能打你个措手不及；爱的是，新闻是记者的生命，跑央行不愁没稿写、没好稿写。尤其是2014年，在经济下行、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任务艰巨的大背景下，在外汇占款持续下降趋势确立的局面下，货币政策调控工具屡屡创新，下调正回购利率、定向释放流动性等小招没少放，全面降息这样的大招最终也没缺席。从定向降准、再贷款，到PSL、MLF，我也学着从这些政策中来揣测经济“新常态”下货币政策的框架和取向。

    2015年，货币政策的基调是“松紧适度”，瞧，又是一个新提法，且是这么富有弹性和想象空间的新提法。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在新的一年，让那些数不清的周末“大招”来得更猛烈些吧！

    希望能源圈奔腾的心还在

    □王璐

    12月22日晚5点多，借着感冒早早踏上回家的特14路公交车。百无聊赖刷机之际，突然媒体微信群里蹦出一条消息：“神华18：00左右有重大消息”。当时脑子里的连线立马就奔向“又有人被抓了”而去。果不其然，张文江，这个和我大学同学一模一样的名字，准时登上了中纪委监察部网站案件查处一栏。

    毫无疑问，2014年的能源舞台上最不缺的就是“因嫌纱帽小，致使枷锁扛”的落马故事，以至于看客们早已没了当初打鸡血般的兴奋感。

    翻开这一年的台本，传统能源的士族门阀们总是以糟糕的面目出现：煤价跌了近两年还没回升的迹象，曾经用来装钱的麻袋如今估计做了白菜的归宿，好不容易寻了个“煤化工”的营生，却因为油价半年来的“腰斩”而前途未卜。“每两周一次，接连十一次”，这样的降价态势，也让“三桶油”的身子亏空了不少，只能在人民群众喜迎降价的锣鼓鞭炮声中落泪叫穷。

    当然，更让他们慌了神的是，眼见众人前赴后继陷囹圄。刘铁男最终被判了个无期；曾经力推电改颇得好评、前一日还接受采访的王骏则落了个晚节不保；魏鹏远家藏2亿元却骑着自行车上班，让若干天前与他在某会场面谈的我后悔没早早请教人民币的晾晒之法和节约之道。而中石油、神华以及山西的土豪也是难逃“一锅端”的命运，留下的只是那些打不通的电话号码。

    某日，经过位于西城区木樨地的国宏大厦，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的人指着附近的一幢住宅楼说，“好多发改委和能源局的官员都是从这里带走的”。让人不免想到甄士隐的那句“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诚然，如今的传统能源圈很难再有心情觥筹交错，就连例行的年会也低调到难寻踪迹，“你们对我们的不关注，就是最大的关注。”成了他们面对媒体时的口头禅。

    但在舞台的另一边，新能源寒门庶族们却渐成气候。“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在国家一日三文式的政策扶持下，中国光伏产业从过去主要依赖出口、陷入亏损甚至濒临破产的局面中开始脱离，内需市场的朝气蓬勃从各种展会的热闹上就可窥一斑。国家新公布的电价政策和开发方案也引导风电开发商开始“面朝大海”，至于能否“春暖花开”还有待观察。而自福岛事故之后就“雪藏”起来的核电，则慢慢被启用，甚至成为“走出去”的核心力量。

    悲喜交加的2014就要这样过去了，时间恍惚的让人不敢相信，岁月果然神偷也，但希望能源圈奔腾的心还在。站在2015年的幕布后，生旦净末丑、宫商角徵羽，谁是下一个主角？你做好准备了吗？

    证券记者的“牛市”

    □吴黎华

    在我不长不短的记者生涯里，2014年可谓是中国资本市场高潮迭起、新闻含金量最为丰富的一年：从市场体制层面的新股发行制度改革、退市制度改革、沪港通双向开放机制、新国九条的颁布，到二级市场层面A股的“疯牛”，融资融券等杠杆工具的急剧放大，再到包括奥赛康、獐子岛、北大医药等一系列突发事件的产生，在过去的一年中，作为中国证券市场的观察者和报道者，财经记者忙碌异常。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个正处于剧烈变化中的行业或者领域，将会为我们提供更为丰富的素材和角度，而在这个剧烈变化期媒体所做的报道，将甚至有可能影响到政策的走向。以新股发行制度为例，在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的改革中，推出了包括存量发行、自主配售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然而在实施后却沦为了原始股东大规模套现的最好工具，并在奥赛康一案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一现象遭到了媒体的集体口诛笔伐，并使得监管部门在短期内迅速调整了相关政策。这一事件表明，在证券市场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无论监管部门事先有多么充足的准备，在实际实施中都会有“跑偏”的可能。而证券市场任何体制上的变动，往往涉及到利益的重新分配，在这一点上，作为“公器”，媒体必须坚定自己的立场，表明自己的态度。

    而我们立场的基础在于，在一系列改革中，证券市场必须要向更加市场化的方向迈进而不能倒退，无论是新股发行，并购重组还是再融资，必须更多地交给市场来决定而不是由行政来控制；在去行政化的核心下，市场整体必须更加透明、开放；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必须更加现代化；投资者的权益必须更好地得到保护……基于这些认知和理念，将能够使我们在每一项改革、每一个突发事件中都能够有自己的立场，不被所谓的说辞遮住眼睛。

    有人说我们在证券市场的报道上过于苛责，没有给予证券市场改革足够的容忍和支持。是的，在过去的一年中，无论是对于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弊端、次新股的爆炒乃至沪港通，我们都更多提出了批评而非鼓励，有些时候，这些批评甚至比较尖刻。但在我看来，对于监管部门而言，鲜花从来不曾缺少，但行政权力与生俱来的傲慢与自满才是我们需要关注和警惕的对象。在涉及到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上，黑与白、进步与倒退并没有太多的转圜余地，作为市场的观察者，我们在一些问题的立场上也应当足够坚定。

    “方老冒”初进中南海

    □方烨

    “感谢国办，感谢报社，工作11年，跑了宏观经济报道11年，终于有机会进趟中南海。”听上去的一句笑言，却称得上是我今年采访中记忆最深的事。

    今年以来，国办通过其下属的信息公开办加强了与媒体的联系，鉴于我报影响日益增大，也自然出现在了国办的邀请名单中。回想起刚开始跑国办，难免手忙脚乱。固定的是每周三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不固定的是总理一会儿去了博鳌，一会儿去了达沃斯。加之，国办时不时就发个文件，中国政府网动不动就做个访谈，“加班”自然成为2014年我工作的常态：稿子晚上9点多交算早，夜班终审来电话催也不止一两次。“苦不苦，想想方烨跑政府；累不累，方烨在写常务会。”这已经成为采访中心同事对我的一句笑谈。

    12月16日，国办信息公开办开会，作为跑口记者，我有幸参会。跑国办近一年，年底终于进了趟中南海。由于此前从没进过中南海，之前专门找通知我的工作人员问清了路线。沿着文津街小心翼翼地向东，过北大妇幼，看到国家图书馆分馆，也就基本到地儿了。门口武警礼貌拦住我，先查车号，后看身份证，对上号后侧身放行。进去后，沿着林荫路到头一转，再过几栋小楼，中途又问了次路，算是到了正地儿。楼前站岗的武警先是笑呵呵地指挥我停好车，然后突然变严肃敬了个礼：“身份证、记者证！”赶紧给人掏出来看过，才算进了楼。

    乘电梯上楼，一直走到头，终于来到会议室，只见已经有不少同行到场。一位同行老大姐看我进来，对边上年龄相仿的另一同行说，现在来开会的人真年轻啊。我冲她笑笑忍住没说话，其实我想告诉这位大姐，我右边坐的这哥们儿1985年的，比我小好几岁呢，就是他是西北人略显老。

    两个小时不到，会开完了。我跟主持会议的领导没打过两回交道，自然也没什么话可聊，于是伙同1985年的西北人离场。他看到楼梯就要下，我拉住他说再往前走有电梯。他对我解释：“第一次来。”我仅点头，决定不告诉他我也一样。

    我开车把他原路捎出来，直到西单地铁站口，他下车时跟我说：“咱今天也算进了趟中南海，以后有的跟部门同事吹了。”我一边让他下车小心，一边对他说：“嗯，多来两次就熟了。”踩油门继续前行，一进办公室，就对边上的同事说：“我今天下午进了中南海……”

    在路上坚持

    □杨烨

    “王总，您能讲两句集团重组的新进展吗？”

    “啊，手机快没电了是吧，不方便说……”

    “喂喂您别挂电话啊，再向您请教一下……”

    嘟嘟嘟……（忙音）

    是的，我的2014 ，和往常一样。八年的采访并没有让我逃脱电话采访时被拒绝的命运，只是锻炼出了豁达的心态。现在的我，接到房产中介电话时多会耐心地听他们说一会儿再挂断电话。

    我知道了，想要独家新闻不要去主席台，一定要在通往厕所的路上等着；名片上写的电话号码一般都是秘书的，亲笔写的才算数。

    这一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印发、全面深化改革小组成立、地方国企改革大幕初启；这一年，阿里巴巴成美股最大IPO，刘强东也在一边抢占娱乐版头条一边杀进了纽交所，陌陌的唐岩在和网易丁磊的“撕逼大战”中毫无压力地敲响了那个钟。互联网改变了很多行业，满地都是P2P，满眼全是O2O，雕爷牛腩、皇太极、大象避孕套……创业项目已经变成了一个个造富神话，并在质疑和炒作中继续前行。

    在我最熟悉的国企领域，“反腐”成了推进改革的热词。看着那些电话簿中熟悉的名字伴随着令人吃惊的贪腐数字出现在屏幕上时，我却不由地想到，采访时他们穿的那件旧夹克和谦虚的微笑。

    一位媒体前辈告诉我，“眼睛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的，做新闻一定要有质疑的精神”。作为媒体人，也许我们只能是观察者，但我们要对公众负责，要时刻警惕，保持一颗“去伪存真”的心。

    两年前还在一起采访的好友，一个在纳斯达克敲钟，一个在香港一边做矿业投资一边读MBA，而我则在参加包头稀土会议，一边采访一边构思着稿件，望了望远处的天空，心里默默为她们点了个赞。

    我想，人各有志，勉强不得，可是有一点谁也不能否认，每个职业都有自己的顶峰和辉煌，而我，仍在自己的路上坚持。

    前一段时间和稀土协会的领导一起出去调研，几位做了几十年稀土行业的大佬对我说：“杨记者，我们整个行业都应该感谢你，你为我们行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我只记得，那天自己破天荒地喝多了，苦逼中带着骄傲。

    这也许就是为理想还是为一份职业而工作的差别，关键是找准感觉。

    变味了的“房”

    □梁倩

    房，四面墙一个顶，无论外表多么惹眼，内部永远只有横竖两种线条，让你容身，为你遮风挡雨。但如今这个拥有简单线条的房，虽然功能仍未改变，但却背负了太多责任，赋予了太多意义，让原本简单的它着实变了味。

    作为一名房地产记者，每天最多的就是和房打交道，从它的价格变动，到针对它的政策，再到市场反应，所有一切都在围着“房”打转。每到一处，人们与我谈论最多的就是现在房市怎么样？是涨还是跌？要不要买？时间一长便突然发现，“房”已偏离它最初的轨道。

    还记得小时候的一个笑话，是因一个放羊娃的回答而起。问：为什么放羊，答：为了挣钱。问：那挣钱干什么？答：为了娶媳妇。问：娶媳妇做什么？答：为了生孩子。问：生孩子做什么？答：为了放羊。就是这样一个兜兜转转又回到原点的回答引人发笑。但回过头来想想，现在的我们又何尝不是一样，只不过不是放羊，而是为了房。

    说起“房奴”，的确是对买房者的最好诠释，买房后成为房的奴隶，虽然不甘却难以逃脱。不知90后是否真有决心不买房，但恐怕70后、80后的我们没有人能逃离这个怪圈。在工作初期奋力打拼，为的是能赚够首付；买到房继续奋斗，为的是在30年内将贷款还清；等真还清后我们才发现，自己已两鬓泛白，步入花甲之年。

    当然，现在社会中，还存在着另一种房奴——“房叔”、“房爷爷”是人们根据贪腐渉房数量给他们所起的称呼，从20套到60套再到120套……贪官们最终的结果是离开那些富丽堂皇的房子，进入黑地白墙的小黑屋。

    不可否认，房正变得“嗜血”。为继承兄弟姐妹反目成仇，为买房假离婚弄巧成拙，房子降价打砸售楼处，随着房的价值越来越高，越来越多因为房而发生的命案也出现在视野中。

    “房”早已失去了它最初的意义。其实回头想想，这一切是否值得？一位采访对象曾对我说的话，让我印象深刻也很是认同——所谓房的价值，就是你生活在里面感到幸福，如果用钱衡量，只要你不卖掉，无论市场涨跌，它永远都只值你购买它时付出的价值。

    在高大上的会场里“上蹿下跳”

    □赵婧

    2014年有365天，我走过那么多路，采过那么多人，写过那么多稿，只找一个印记最深的故事好难。不过，有一种状态，这一年时常冒出，倒颇为熟悉且印象深刻。一个个夜晚，归家路上，我独自走在小胡同中，精神却很是亢奋，每一个细胞都是扩张的、大口呼吸着，抬头望望月亮或是空无一物的夜空，兴奋地自话自说“今天好充实”。这，当真是回顾2014我最为深刻的记忆。

    一个跑财税的记者，面对更多的是政策、文件、数字，不常有基层采访时一草一物的润养。这一年，我跑得最多的是“会”。从年初的两会，到9月的达沃斯，再到年底的APEC，我在各种高大上的会场“上蹿下跳”，将一点一滴的未知变成已知。

    在之前的印象中，两会上的政协委员多为“陪衬”。然而，在今年3月的两会采访中，我在一个个政协小组讨论中看到太多意见相左，太多激烈争论，太多积极建言发声，只是坐着听会也常恨不得拍手叫绝。以讨论税负为例，财政部人士称，我国宏观税负不到40％，在世界上处于偏低水平，财政收支压力大，应保持宏观税负稳定，言语之间颇多无奈；某大型房地产企业人士直言，税负占房企成本的25％以上，企业也是被压弯了腰，慷慨抒发心中不平。来自不同领域的代表委员讲述自己的喜怒哀乐，这不同的声音激烈碰撞后，或许就能开启摸索出更好的一条路。

    年末的APEC，是中国13年后第二次作为主办方。正如密苏里有一种蝉叫十三年蝉，蛰伏13年只为绽放数月的生命，这次APEC于中国而言也是意义重大。在会议采访中，我了解到我国从13年前按照西方拟定议题安排会务到今年自主设定主要议题，并邀请伙伴国家参会对话，其间走过了一段艰辛的道路。

    2014年之前，我似乎还很容易被一种声音牵着鼻子走，听哪一方观点都信服地连连点头；2014年，因为在所报道领域有了相当的知识储备，于是我终于有了质疑的资本。

    2014年之前，我很无知，之后我仍然无知，不过这一年的记者生涯，让我有更多机会去发现、认识、学习、分析。正如此前和一位WSJ的记者聊天，他说对他而言当记者最大的吸引力是“lifelong learning”（终身学习）。对此，我只剩认同。

    种粮不挣钱 国人饭碗何以端稳

    □林远

    作为一名农业报道记者，好处之一便是可以远离城市喧嚣，经常走到田间地头，看看广袤的农田，青山绿水掩映下的养殖场，以及雄伟壮观的水利工程。这一年多时间，我去过新型城镇化试点县城，土地制度改革试点村庄，还有各型各类的家庭农场、山塘水库、蔬果大棚、猪圈猪场。

    在走走停停的过程中，我见得最多的一种现象是：农民长年吭哧吭哧的种粮食，然后发现辛苦种了大半辈子的粮，居然还喂不饱自己和家人，没钱送孩子读书送老人看病，大急之下土地一撂，跑到城里打工挣钱了。于是，田地成了荒地，家中老人和孩子成了留守人口。再然后，个别村干部在某个寂寞的夜里灵光一闪，发现了一条能带领全村留守人口走上致富的康庄大道，那就是向水稻小麦统统说再见，从今往后只种经济作物，蓝莓草莓山楂之流越多越好，这些东西价格比粮食卖得高城里人还爱吃。之后，整个村推陈出新把所有土地流转起来全部改种，以后除了卖水果挣大钱外，还能搞搞采摘和农家乐，可谓一举多得。再或者，有人干脆就把所有土地都流转给企业，他们爱干嘛干嘛，每年给租子就成。

    于是，在我走过的诸多农村地区，看到了数量庞大的果园、大棚、农家乐、农业度假风景区。连片的粮田却越来越少，小麦、稻谷、大豆的人气每况愈下。

    土地流转毫无疑问是解决当下农业发展问题的一剂良药，因为只有让土地连片流转最后形成一定规模，再让少数人针对大面积的土地进行统一经营和管理，才有提高生产效率的可能。但不知土地流转为何一到基层就变了味，一些基层干部把土地流转当作政绩工程，甚至设置指标强迫农民搞流转。

    去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接近9000元，真正来自于种植业的收入却连1/4都不到。曾有位农民给我算过一笔账，种一亩水稻的利润无论怎么算都只有几十块钱，这还是在风调雨顺的时候，但凡要有点天灾人祸，“那是要亏到姥姥家的”。

    我在澳大利亚曾有过数年生活经历，在国内走过的地方越多，常常不自觉将两国农民在心中进行一番对比，当然这种比较只限于眼中能看到的部分。澳大利亚的农民有相当的社会地位，生活自由自主，虽然也是劳作在田间地头，但在他们脸上时常能看到骄傲的笑容。相对之下，国内的农民就好似一条在大海中游荡的小船，随波逐流，显得无助又无力。这样的现实下，国人何以能端稳自己的饭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