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敏颠覆德鲁克“创造顾客公设”
——访帕勒咨询公司资深董事罗清启先生
2015-01-13     □记者 傅勇 青岛报道 来源:经济参考报

当中国经济庞大的身躯急速转身调整产业结构的时候,美欧纷纷推出了自己面向下一个时代的工业计划:美国的再工业化计划,德国的工业4.0计划。同时,美欧管理理论界也前所未有地把目光对准了全球最大家电企业海尔面向未来的管理模式。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海尔的管理模式为什么会受到如此大的关注?作为经济软实力的象征,对中国式管理的推崇是否反映出未来全球经济格局可能性的走向?《经济参考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帕勒咨询公司资深董事罗清启先生。

西方是从海尔管理模式中看到了中国经济的潜在可能

《经济参考报》:中国一向被西方管理理论界认为没有自己的现代组织管理理论,但不知道为什么,西方管理理论界尤其是美欧管理理论界最近却在大面积持续关注海尔的“人单合一”管理模式,这种反常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罗清启: 西方管理理论界非常清楚一种先进的管理模式对一个经济体以及这个经济体的对手意味着什么。从管理史的角度看,全球百年多的现代经济史实际上只有两个组织管理模式,一是美国的福特管理模式,二是日本的丰田管理模式,从严格的管理哲学的意义上说,我们今天既不是处在后工业化时代,也不是处在信息化时代或者是互联网时代,我们仅仅处在后丰田模式时代而已。

福特模式的核心是标准化大产量与低成本的函数,丰田模式的核心是受需求约束的标准化产量跟成本优化的函数。福特模式是美国经济崛起的秘密,而丰田模式则是日本经济崛起的秘密。从组织管理的角度看,经济学对经济体发展逻辑的判断方法太过单调和抽象,从实体经济与金融业的互动关系中判断一个统计学意义的经济总量的办法也太过抽象。

是什么逻辑在支撑一个经济体的庞大的经济总量?经济学的答案是粗轮廓的。当美国的经济总量从欧洲身边呼啸而上时,当日本的经济总量在美国身边呼啸而上时,最应该引起人们思考的是,什么逻辑支撑起这些迅速崛起的经济体的经济总量?答案当然是管理模式。

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一,西方对中国经济总量的评价无非有两个,一是人口红利的结果;二是长在廉价货币之树上的经济。当然,中国经济也被描述成一种沙拉化的经济:我们是世界工厂的暂时落脚地,在明天的某个时候会向全球某些低成本区域移动。这些观点反映了一些世界经济强国的愿望,但不是他们对待我们庞大经济身躯的实际态度,发达国家管理理论界对海尔管理模式的关注反映出他们的焦急。

一套先进的组织管理模式实际是微观组织发展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逻辑统一,它是一国企业整合组织利用生产要素的根本逻辑。一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和一套全新的面向互联网时代的管理方式,会把中国经济易化到什么强大的程度,这是发达经济体的思想界最为关注的。

我个人理解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产业结构的向上移动,把我们的产品结构从中、低端向高端推移,我们将会形成全球高、中、低端产品的全覆盖;二是调整我们的管理技术结构,让我们的管理技术创新超越西方,完成运营中国庞大经济总量的最新管理逻辑系统的配置,海尔的“人单合一”管理模式在西方管理学界看来,具有成为中国乃至全球下一代“组织操作系统”可能,这是西方管理理论界探究海尔模式的深层次原因。

需求生产要素对中国的意义

大于它对任何发达国家的意义

《经济参考报》:海尔的“人单合一”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管理模式,它在全球范围的先进性和时代性表现在什么地方?

罗清启:全球现代管理史从秒表时代走到今天基本上是100年,在这100年间,管理学有三个重大发现:第一是发明了管理,把管理变成了系统的组织行为科学,第二是发明了管理所依存的形态架构,也就是马克思·韦伯所谓的金字塔型的科层架构,第三是上个世纪的中叶后,德鲁克为韦伯架构找到了外部的存在支点:顾客。管理的历史实际上就是韦伯架构不停地整理着内部诸多环节并同时来围绕着德鲁克支点旋转的过程。

海尔的“人单合一”模式实际是解构掉了企业的金字塔架构,将组织要素全部粒子化,想象一下一个企业从一个固体的金字塔形态变化成为诸多粒子群,海尔所要做的就是不间断地设计出激发态的场,把外界各种生产要素的载体粒子纳入到创业场中因而产生更大的能量场,韦伯架构与德鲁克支点的二元管理世界被颠覆。

这个模式在全球范围的时代性与先进性目前还没有得到真正的深度理解。我们先看一下现代生产要素的时代演变顺序就会明白其中的道理。现代生产要素重要性的时间排序是劳动力、土地、资本、企业家、技术。我们从生产要素的时代性看,现代经济史上基本存在三类企业形态:劳动密集型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这种企业成为目前发达国家主导全球经济的关键支点,它们基本是整个发达国家大学与研究机构等知识体系的零售系统,世界贸易规则则是调整这个技术生产要素零售体系的管理手段,也就是说全球经济形态基本上就是技术生产要素的分布现状的直接反映。

但是,不可思议的是全球互联网化已经悄然改变了人类的生产要素结构,这是很少被注意到的经济新现实,整个社会的互联网化已经让人类社会演变成为一个共时型的社会,那么,企业也必须成为全球性的、共时性的组织,在这样的状态下,所有生产要素都具有了全球的共时性,更令人惊叹的是巨量的需求数据第一次成为人类的最新生产要素,在技术密集型企业之后我们将迎来最新的企业形态:需求密集型企业。

当需求成为生产要素的时候,它对中国的意义大于它对任何发达国家的意义,技术难以成为单独主导其他生产要素并进而主导全球经济的单一元素,全球生产要素的民主化将撼动目前的全球经济结构。中国巨大的经济总量背后就是全球最大的需求生产要素,海尔“人单合一”粒子化的、共时性的管理模式将给中国制造带来管理逻辑层次的跃迁,中国制造的内涵根本不是低价格,中国制造是什么?全球都会因海尔的管理模式而对中国经济重新认识,在管理史上全球经济都因为福特模式和丰田模式而对美国与日本进行过重新的认识。

量子时代的组织管理正在被

组织外管理或管理组织外所替代

《经济参考报》:你在去年表述过张瑞敏实际上将管理推进到了量子时代,这种提法在管理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和争议,为什么坚持这种判断?

罗清启:我提出的量子管理时代这个概念确实在中国管理理论界引起极大反响,但出现了偏差,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到英国的管理学家左哈儿的量子管理上去了,但我认为左哈儿提出的量子管理只是一个庸俗化的概念,她对这个概念的解读有点像芝诺的“飞矢不动”理论一样,骑在了经验世界与辩证本质之间的墙上,量子管理世界所要面对的不是世界的与观念的扰动性和不确定性的增加,而是生产要素的量子化现实,在需求生产要素新生并且高度不确定化之后,其他生产要素的存在形态也会被量子化,这是我跟左哈儿完全不同的地方,左哈儿的量子世界根本就是旧世界的新称谓,我们的世界在经典力学的时代仍然广泛存在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并不是量子形态,而量子形态一定是不确定性,我在提出这个命题的时候并不知道有人在管理理论里使用了这个概念。

物理学把物质世界划分为微观世界、介观世界、宏观世界、宇观世界四个层次,其中探索微观世界的理论是由量子理论来承担的,探索宏观世界的任务是由经典物理学来承担的,而在管理理论界管理理论主要集中在单一的韦伯金字塔架构中,韦伯架构的组合实际上就是大型的产业集团,这些金字塔组合体严格意义上并没有产生所谓的管理的宏观世界和宏观方法,但随着互联网的飞速普及,管理的微观世界也就是量子世界实际上正在飞速产生,随着需求数据的生产要素化,全球生产要素的民主化骤然提速,生产要素的最普遍化时代来临,生产要素横跨了供应与需求的所有空间,它的过剩正在成为时代性的课题,更为奇特的是生产要素的拥有者不再局限于组织,而是巨量地在自然人中弥漫,拥有生产要素的主体就像量子世界中的粒子是一样。

如何管理生产要素粒子的位置与动量,这是正在生成的下一个时代的管理难题,我们现代管理史上的所有管理工具都是为装修金字塔世界而准备的,但是,目前要管理的对象却在韦伯架构之外,这就是时代的悖论,生产要素并不忠诚于哪个组织,它们只忠诚于它们自己,组织管理或者企业管理这些范畴正在成为过时的话语体系,组织管理正在被组织外管理或管理组织外所替代。

组织给人的是最大能动性的可能而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的被动的确定性。

《经济参考报》:德鲁克的组织管理思想长期以来一直支配着现在的管理学界,但你却说张瑞敏事实上推翻了德鲁克公设,这个结论可以说是石破天惊,如何理解你的论断?

罗清启:在全球管理百年历史上没有中国人的身影,让我们的思维形成了一种定势:新的管理理论不可能在中国产生,但从海尔的“人单合一”管理模式开始,我们应该做好中国管理理论可以并且能够引领全球管理理论创新的准备。说张瑞敏推翻了德鲁克的组织存在的目的就是创造顾客的公设确实是石破天惊,但是,当我们梳理管理历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现实确实发生了。

现代组织管理理论的发展历史实在是太短了,跌跌撞撞的尝试充满了百年历史,但如果从组织管理的本体论视角来审视管理的话,你就会发现管理学根本就没有走多远,我们习惯上把马克思·韦伯当成古典管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但我们的组织至今还是装满了他的学术遗产。我个人认为,到目前为止,管理学这门学科仍然需要重新审视。它到底是什么?到底为了什么?管理学是一部分人管理一部分人的管理学?还是资本管理人的管理学?还是顾客管理组织人的管理学?

随着对管理历史的审视,我们会发现一个清晰的管理学本体论的链条。前德鲁克时代管理学的本体是资本,资本在追逐资本自己,所有的管理的目的性都朝向资本,人被异化为工具而湮没在所谓的管理过程中,马克思的所有努力都可归结为对陷落在经济性过程中的人的本真的回复,资本的主导造成了组织管理的扭曲,辛迪加、托拉斯、卡特尔、康采恩都是资本出走组织的企图,而德鲁克的理论可以浓缩为一个公设:组织存在的目的就是创造顾客,这个公设实际是对资本主导的管理的管制,是对资本主导导致的供应过剩的修正,他要为组织在组织之外找到自身的理性存在依据,这实际上也是供应与需求之间艰难的妥协和调和,更是资本向资本的彼岸世界的喊话,为韦伯的金字塔结构找到本体论的支点之后,德鲁克转身为了金字塔内部的装修忙碌了一生。

德鲁克的底色仍然是个人文主义者,他明白组织是供人展开的容器,他一直希望把组织中的人从完全的经济性上解放出来,去获得人作为人的诗意性的存在过程,这是他一直的努力方向,但愿望并没有实现。在简短回溯管理哲学的本体论发展过程,并把海尔的“人单合一”模式与德鲁克的公设对比之后,我们就更容易理解张瑞敏对德鲁克公设的颠覆。

从物理学意义上看,物质存在的基本模式是每一种粒子相对应存在一种场,场具有可入性,充满全空间,场具有不同的能量状态,能量最低态称为基态,基态场不能通过状态的变化释放能量,这时表现为看不到存在粒子,当场处于激发态时,表现为出现粒子。这个物质的微观世界跟目前的生产要素的分布状态完全是异质同构的,巨量的粒子叠合的激发态场就是目前海尔的“人单合一”模式所设计的新的组织形态。

海尔的“人单合一”管理模式实际就是应对飘忽不定的激发态场的组织管理系统,企业从制造产品的加速器变成孵化创客的加速器,管控型的组织变成了创业生态圈。我们看到在这种组织形态下,德鲁克的顾客本体被取消,覆盖供应与需求的所有生产要素不再需要永不休止的调和,而是合二为一,管理的本体指向性被指向了激发态场型组织自己,它的目的不再是创造顾客,它成为一个为了创造它自己从而满足它自己的合题。这正是一个人的能动性过程的集合,管理不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范畴而是回到了本该属于它自己的范畴——人的自由性的范畴,人的存在过程的全体自由性与环节必然性的统一,组织给人的是最大范围的能动性的可能而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的、被动的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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