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下旬，被称为“穷人银行家”、“小额信贷之父”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格莱珉发起人——穆罕默德·尤努斯在中国体验了一把明星般的感觉。凌晨2点抵达中国的他马不停蹄地参加了2014中国小额信贷联盟年会，而在年会上，这位远道而来的老人面对的是现场排着队慕名而来的“粉丝”。

事实上，尤努斯的“中国行”在整个P2P及众多小贷机构圈子中受到了高度关注与追捧。

从27美元开始的尝试

“我个人特别抵触商业化的小额信贷，觉得那是一个完全不对的方向。”2014年12月16日晚，在中国最大的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中和农信能容纳百余人的会议室内，当一位员工提问尤努斯“什么才是小额信贷的未来发展趋势”时，这位年逾70岁的老人斩钉截铁地做出了上述回答。

穆罕默德·尤努斯，1940年出生于孟加拉国吉大港一个宝石加工场主的家庭。他被广大国人所熟知，是因为在2006年，他与他创办的格莱珉银行（也被称作孟加拉乡村银行）共同荣获了诺贝尔和平奖。“他们从社会底层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诺贝尔和平奖评奖委员会曾给出这样的评语。

公开资料显示，尤努斯的经历并不复杂。他在达卡大学获得了学士和硕士学位，后又获得美国田纳西州范德比尔特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76年，彼时在大学教授经济学的尤努斯用27美元开始了针对农村贫困妇女的小额信贷实践。“我一开始并不确定究竟能否顺利收回贷款，但这42个人都是在我的大学校园旁边的村民。即使我收不回钱，损失的也无非是27美元。然而，所有人都及时偿还了贷款。”在谈到他最初的微型金融实践时，尤努斯曾如此表示。就这样，很快，他的贷款范围扩展到孟加拉国100个村庄。1983年，经国会通过，孟加拉国政府特许尤努斯创建成立自己的银行，名为格莱珉银行。

作为一种成熟的扶贫金融模式，格莱珉银行的模式可被描绘成具备以下特点：瞄准最贫困的农户，并以贫困家庭中的妇女作为主要目标客户；提供小额短期贷款，按周期还款，整贷零还。无须抵押和担保人，以五人小组联保代替担保，相互监督，形成内部约束机制；按照一定比例的贷款额收取小组基金和强制储蓄作为风险基金。事实上，不像人们理所当然认为的“穷人信用差”，尤努斯的这种“整贷零还”的模式坏账率极低，还贷率很高。

“不要成为放贷机器”

截至目前，尤努斯的格莱珉银行的网点和布局已经不仅限于孟加拉国国内。“格莱珉银行已经遍布世界各地，据我所知，我们的信贷模式没有在哪个国家是不适用的。”尤努斯举例说，经过六年的时间，格莱珉的小额信贷网点在美国国内已遍布纽约、硅谷、洛杉矶、旧金山、休斯敦，甚至还有股神巴菲特居住的城市奥马哈。“在美国我们已经发展到了几十家网点，拥有贷款客户2.5万户。以纽约为例，几乎全球的大银行在这个城市都有高楼，但他们同样需要我们的小额信贷，因为在这个城市也有大量的穷人无法从银行获得金融服务。”据尤努斯透露，格莱珉银行在美国的平均贷款额度为1500美元，他直言，“虽然这只是富人们的一顿晚餐钱，但对于一些失业了需要再就业的人员，是有很大意义的，依靠这笔钱他们就能开始做自己的生意。”

这位已经将小额信贷生意做到全球的“穷人银行家”对这一信贷模式有着自己的见解。在与中国同行的交流中，他多次流露出对于小额信贷过度商业化的担忧。他对商业小额信贷和公益小额信贷有着这样的区分：通过小额信贷的方式为个人牟利的，那就是商业小额信贷；公益小额信贷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挣钱，而是要扶贫。“在商业资本逐利的过程中，过度商业化就是给穷人增加负担。商业化的信贷，就像放高利贷的人，完全违背了小额信贷的精神。”尤努斯说。

也正是基于对“公益性”的坚持，尤努斯认为，做小额信贷最需要的是对穷人的承诺，“我们要努力降低运营成本，努力提高工作效率，要成为与客户最亲近的人。例如，我们曾经这样测试我们的信贷员，就是让他们写出管理的所有客户的名字（他们平均每人600个客户）。然后，我们还进一步测试，让信贷员写出这些客户孩子的名字。因为你记住了他们的名字，脑海中就有他们的样子，就证明你跟他们很亲近。”尤努斯说，“我们必须和客户之间建立密切的关系，成为他们最亲近的人，而不要成为一个放贷机器。”

尤努斯的中国实践

尤努斯的中国行除了参加各种论坛、交流活动分享自己的经验与观点外，他还与京东等机构达成合作，试图更深入地在中国践行其模式。《经济参考报》记者了解到，格莱珉中国与京东集团宣布在多个领域达成战略合作意向，借助京东的互联网渠道和供应链资源，结合格莱珉在农村金融服务领域的深厚经验，携手开拓中国广大农村金融市场。而双方合作领域主要包括，京东集团将与格莱珉中国共同探讨创造一个中国的互联网金融样本——京东格莱珉金融模式，研究探索银行金融服务、供应链金融、众筹、大数据风险等方面与线下格莱珉微金融模式形成互补结合，最终让京东渠道下沉战略和格莱珉小微金融模式遍布到中国的广大村镇市场；京东金融旗下的众筹事业部将与格莱珉中国合作，运用众筹平台为格莱珉中国业务进行筹款。京东集团将与格莱珉中国在农村小额贷款业务领域展开合作，从京东自建的配送网络入手，由京东金融小贷部门、配送部门和格莱珉共同为农民提供金融合作解决方案。双方还将共同合作拓展农村领域的消费和创业贷款。

尤努斯此行的另一个重点是到江苏省徐州市邳州市陆口村，查看格莱珉银行在中国的第一个试点项目，及格莱珉中国的工作情况。

不过，对于尤努斯和他的格莱珉，也并非都是推崇和膜拜。有观点认为，他所实行的小额信贷的理念和做法并不适用于中国，更多人仿效的只是尤努斯的形式，而忘记了尤努斯模式的根本动力是政策支撑。比如从事农村金融贷款减免税，遇到天灾等无法偿还国家给予70%赔付，还有尤努斯和他的格莱珉在17年中是没有盈利的，而是依靠国际慈善基金的支持等。但也有人认为，尤努斯从道德和社会高度讲是值得中国的金融从业者尊敬的，他给中国的金融改革，特别是农村金融改革带来了一些启蒙和思考，而他的模式和理念稍加改良可以适用。

其实，中国也曾尝试推行格莱珉银行模式，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有“中国小额信贷之父”之称的杜晓山团队。据报道，从1994年5月开始，杜晓山教授利用格莱珉信托基金所提供的15万美元种子资金和福特基金会提供的2万美元项目资金（另有3万美元指定用于研究、培训和操作），在河北、河南多地创建中国首批扶贫经济合作社，被誉为中国的“穷人银行”。其在河南易县，基本上套用格莱珉银行的部分运营模式，具体包括：贷款以妇女为主；五人小组；每周分期还贷（年率8%，实际年率16%）的贷款利率；按照贷款额的5%收取小组基金和强制储蓄作为风险基金等；如果按期还款，贷款人则可以继续再贷，并提高贷款金额。最初项目进展较为顺利，老百姓不仅没有抵制，且非常遵守规则，前三年还款率达到100%。但由于其仅是研究试点，除研究学者，没有更多人力专门管理。其后几年，社科院除抽调两三个人在京协助引领项目外，在地方，则主要采取了与当地政府扶贫办合作的方式运行，不少扶贫社直接挂靠于县扶贫办下。这种管理模式最终埋下了巨大隐患。当地政府动辄干预，让扶贫社很为难。虽然扶贫项目总体上为农户脱贫做出了贡献，但部分试点项目存在着不少问题，如拖欠贷款严重，财务管理混乱，工作人员贪污公款等，项目偏离设计初衷，资金短缺，难以维系。

“实际上，我想践行这样一种机制，就是让那些有能力的穷人得到这笔钱，通过某种方式，给他们贷款来帮助他们。而这样的一种机制应该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无论是在孟加拉，在中国，在危地马拉，还是在美国等等，都一样。”访谈结束时，尤努斯这样告诉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