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5日，央行全面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是2012年5月份之后央行首次全面降准。在全面降准的同时，部分城商行、农商行以及农业发展银行还获得了额外的定向降准，以支持他们向小微企业和“三农”放款。这次全面加定向降准估计能够向银行间市场释放逾6000亿元的资金。

由于存款准备金率调整的频率很低，这次两年多来的首度全面降准吸引了各方关注。市场中宽松货币政策的预期也随之升温。不过，这次降准更应该被视为调节银行间市场流动性的“中性”货币政策动作，主要是对冲近期国内资本的流出。

事实上，从去年11月降息以来的货币政策操作都可用“中性”来加以概括，而并非像之前市场所预期的那样快速进入放松通道。在降息之后，银行间市场的资金价格反而明显走高，今年1月短期利率水平已显著高于去年降息之前。

这种“中性”的政策态势缘于货币政策所面临的两难处境。

一方面，货币政策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放松压力。经济增速下滑和通缩加剧，要求货币政策采用较为宽松的态势来稳增长。毕竟，就业稳定，以及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是必须要坚守的底线。而随着人民币贬值压力上升，国内资本流出也明显加剧。这也需要央行在金融市场投放流动性加以对冲。从这个角度来说，货币政策不松不行。

但另一方面，货币政策的宽松也面临不少约束。

首先，长期来看，货币政策宽松成本不低。宽货币的确能刺激总需求，稳定增长，但它只在短期内有效。我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其实是表现为货币问题的结构问题。增长疲弱看起来是由于货币政策偏紧而起，但实质是产能过剩等结构性因素所生。对这些问题，货币宽松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相反，货币政策的过度宽松还可能暂时掩盖深层次问题，延缓结构调整的进程。另外，宽货币在长期带来的通胀和资产价格泡沫化风险也不能忽视。把这些长期成本考虑进来，宽松货币的吸引力并不算大。

其次，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变得更加复杂，宽松货币更容易产生不利后果。目前，我国经济中存在着为数不少的财务软约束和重债企业。这些企业对利率的敏感性较低，在货币全面宽松中反而会通过标高利率来抢夺融资，从而将更加市场化的企业挤出金融市场。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的全面宽松很可能固化经济结构失衡。

最后，去年11月降息之后资本市场的加杠杆态势，也给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设置了障碍。降息之后，社会融资总量增长已经明显加快。但因为增量资金大量进入股市，实体经济里资金到位状况反而进一步恶化，导致金融与实体的脱节更为明显。在这样的情况下，货币宽松有可能给股市火上浇油，反而加重实体经济的“融资难”问题。

将这些约束条件考虑进来，货币政策就并非越松越好。在松与不松的两难中，货币政策需要找寻平衡。经济差一些，就在稳增长方面多发一些力。经济好一点，就多考虑宽松货币的副作用。这样一来，“中性”基调下的“相机抉择”就是货币政策的较好选择。在此次全面降准之后，货币政策预计仍然会沿着这样的轨道推进，视经济状况而灵活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