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统货币定义的颠覆
□林颐
欧洲稳定计划智库成员、英国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菲利克斯·马汀通过他的著作《货币野史》，以全新视角揭秘了货币历史，并挖掘出货币的真谛——什么是货币、怎样产生的以及如何发挥作用。
马汀先讲述了雅浦岛的故事：该岛居民的货币是一种大石轮（费币），最大的特点是，交易时所有者无须持有它。岛上一户很富裕人家，连主人自己都没见过家中的财富，因为其财富只是传说中一块巨大石轮……
马汀以此引出对传统货币定义的质疑。在马汀看来，雅浦岛居民对费币这种实体通货的漠视，说明了货币不是一种商品，而是信用与清算构成的一套体系。《货币野史》用强大庞杂的论据支撑起马汀的观点，对传统货币理论打脸之后，重塑我们对经济世界的理解，同时阐明，今天我们面临的金融危机、经济衰退等现象，是在历史进程中如何埋下隐患的。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把货币等同以金银为代表的贵金属，把价值看成是货币的自然属性。但是，“爱尔兰银行关闭”案例，还原了马汀定义的货币的本质。1970年，爱尔兰银行突然全境关闭整顿，然而民间很快自发采取了应对措施——欠条、借条、代金券等形式部分代替了原有的法定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于是，人们看到“可转移的信用”是如何充当货币继续发挥作用的。
货币信用体系背后，有着复杂而长期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网络。马汀出示了大量文献资料和考古证据，来说明货币的核心是通用经济价值。马汀认为，货币“兼顾流动性和稳定性，兼顾人的自由和保障”，因而成为确保信用与债务价值的基石。
《货币野史》提供了无数案例：英国十七世纪末著名公共知识分子、哲学家约翰·洛克对“货币本位必须固定”的坚持，让英格兰搭上了自己的经济增长和稳定；苏联出于对货币的痛恨，在建国初期废除货币改行计划调配，后果是工农业生产的大崩溃……
在货币体系逐步发展进程中，银行是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随着商业规模的扩大繁盛，私营支付系统开始出现，现代银行业随之诞生。最早的银行主要为付款提供清算和融资功能，今日这已是银行最基础的业务，是银行特有的货币性角色。银行越来越成为庞然大物，其最初作为货币支付中介的功能成了银行各项职能中不起眼的部分。但是，当这项业务出现问题时，整个银行体系和金融体系都开始雪崩。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主要原因之一正是债务不断积累给货币信用带来的巨大挑战。银行债务危机到达极端可怕程度，迫使政府不得不用纳税人的钱为庞大的银行系统提供财政支持。亦即储户向银行提供流动性支持，银行向储户提供信用支持。但最后，纳税人落得两手空空。这场危机损害的不仅是迅速溶解的物质财富，更是人们对银行、政府和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信心。
那么，现代社会频繁发生的经济危机，其根源是否就是两种货币理论的差别呢？马汀所倡导的货币理论能否成为捍卫公平和自由的有力武器？拭目关注。
空的城与空的村
□禾刀
作为一名在中国扎根十多年的西方记者，汤姆·米勒早就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国通”，他的文章资料翔实、文字亲切亦不乏见解。汤姆在中国的这十多年，见证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原关贸总协定）后又一轮高速增长期，同时也是城乡发展非对称性增长的时期。汤姆写作本书是基于“到203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预计将达到十亿”这一命题，本质上还是对城乡发展问题所引发的思考。
汤姆罗列了诸多现实素材，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近年来，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持续高烧，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全国上下掀起一股造城热，随之而来的是，一些空荡的“鬼城”开始浮现——一方面急于进城的农民买不起房，另一方面诸多“鬼城”空置现象突出。
汤姆偏重于所熟悉的城市现象写照，实际上，“空洞”现象在许多农村地区同样十分突出。随着外出务工成为农村地区难以逆转的潮流，许多村庄仅剩老弱病残，由此导致极其突出的“空村”现象。
空的村，空的城，这些都是发展扭曲的写照。稍加解读还可发现，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后，并没有成为城市“光荣”的一员。他们在劳动收入、社会保障等与城市户籍居民无法相提并论。他们在城市里的收入大都比农村高得多，但这种距离障碍也会疏远他们与老家家人的情感交流。
突破城乡“二元”户籍政策，这是所有研究中国城乡经济发展的著作均会提及的话题，汤姆显然也关注到这一症结。取消户籍差别政策是大势所趋，困难在于，数十年来依附在传统户籍政策上的差别化需要更多配套政策解决。换言之，户籍改革需要经济支撑，否则大量进城农民将会被坐实在城市底层，形成新的贫民阶层。
目前的城镇化，城市普遍做法要么倾向于“掐尖”（择优“录取”高学历或高收入农村人口），要么通过农用地变性，实现农村人口户籍身份的转变。如果城乡“二元”户籍政策彻底松绑，更多农民将进入城市，他们不可能像过去的那些农民那样为城市提供更多的资源，以换取身份的转变。这也意味着，城市必须为反哺农村做出更多贡献。但时下的政绩评价机制并不能提供有力支撑。许多城市宁愿把大笔资金投入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拉动GDP，而非用于安置进城农民工。可见，城乡“二元”户籍政策的破局，不仅要从权利角度进行新的改革，还必须从经济角度做好制度性安排。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因城乡“二元”政策暴露的问题早就浮出水面。数年来，围绕这些问题各界均给予过高度关注，也提出大量极具价值的建议，比如试验农村宅基地流转，改革不合理的中央与地方税收分配制度等。笔者倒觉得，改革城乡“二元”政策不应老是强调摸着石头过河，改革步入攻坚阶段，唯有加强顶层设计，痛下决心，才可能在阵痛中迎来新生。当然，这样极可能影响传统的GDP政绩评价模式，对于那些擅长在GDP上做政绩文章的地方而言，抓什么，怎么抓，如何评价，这或是最大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