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面对一季度经济下行压力，决策部门决心再次打开稳增长的政策工具箱。从近一段时间的情况看，已经开始调用一些工具。其中，地方率先行动，多地都出台了相关的稳增长政策，提出了稳增长措施。

按理，地方出台相关的稳增长措施，应该比中央还要管用、还要重要。毕竟，经济发展的重心在地方，就业、居民收入提高的重心也在地方。只要地方经济稳住了，国民经济也就稳住了，居民就业、收入等也就有保障了。问题在于，地方到底以什么样的方式稳增长，会不会走政府唱主角的老路，对稳增长的效果影响很大。

事实也是如此，从金融危机爆发到现在，各级出台的稳增长措施已经不少，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前几年，名为“四万亿”实则在专家眼里是30万亿元的投资，留下了许多“后遗症”，如货币泛滥、房价暴涨、经济结构更加失衡等，导致在此后的几年，无法再有效运用投资来刺激经济增长，稳定经济预期，而只能频繁采取微刺激政策。自然，效果也就很难显现了。

那么，以投资为核心的新的工具将如何发挥在稳增长中的作用？新工具会不会像老工具一样，留下很多“后遗症”？显然，投资的有效性将直接决定新工具的效率和水平，决定稳增长的效果。而投资的有效性，除了需要在投资方向、投资力度、投资结构等方面把握好外，更主要的还在于依靠谁来投资、发挥什么资本的作用方面。如果仍然以政府投资为主，让政府来扮演稳增长的主角，那就会走老路，走回头路。即便眼前稳住了，留下的“后遗症”也会很大。

有效投资需要有限政府来保证，这是新一轮稳增长政策和工具必须解决好的问题，也是新一轮稳增长政策能否产生效果的关键。

从这些年来的实际情况看，在市场体制不断完善的大背景下，无论是基础设施投资还是企业投资，只要政府唱主角，成功的概率往往是比较低的，甚至会出现比较严重的问题。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就留下了巨额的政府债务，也给经济转型和政府职能转变带来了更大压力。又如产业发展，从钢铁、水泥到船舶制造、工程机械，从光伏到风电，从政府创办的投资、担保基金到其他方面的扶持基金，只要有政府的参与与推动，就很难不出现问题，不留下巨大的风险隐患。上世纪90年代政府主导的中国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最终就走上了破产之路。

更重要的是，按照目前地方政府负债情况，已经没有能力来扮演投资主角了。政府在投资中唱主角带给社会资本的心理阴影，也迫切需要政府通过行动来消除。要想使新工具变成有效投资，政府就必须成为有限政府，把该放的权放给市场，把该交给企业的投资权交给企业，更好地发挥社会资本在稳增长中的作用，切实提高投资的有效性。

政府在投资稳增长中的作用，主要是发挥在调动社会资本投资积极性方面，即把有投资回报的项目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让位给社会资本；没有投资回报或投资回报难以吸引社会资本的，建立政府基金，设计科学、合理、公平、透明的投资回报率，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其中，如何提高政府的信用，是最核心的问题。

至于企业自己的投资，政府就完全不要去管“闲事”了，让企业自己做主，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只有这样，投资新工具的作用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投资的有效性才能真正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