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国美术馆高调启动“20世纪中国摄影大师作品”收藏计划，以民国大家郎静山“集锦画意摄影”为先河，并着手讨论吴印咸、王文澜、解海龙等其他重要摄影家收藏展的事宜。此外，中国国家博物馆在2012年举办了共产党新闻摄影开拓者沙飞的战争影像收藏展，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在2013年举办了翁乃强文革红色系列的收藏展。国家的三大收藏机构几乎同时开始收藏中国摄影史上重要摄影家的重要代表作，标志着对“摄影作为上世纪最重要的艺术形态”的认同。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当代艺术兴起后，一批采用摄影媒介创作的当代影像艺术作品得到了国外藏家的青睐。甚至有外国人列出值得收藏的100位中国摄影人。2001年，法国文化部和蓬皮杜艺术中心在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上，收藏邵逸农和慕辰的《家谱》和晋永权的《三峡》后，众多的国外的美术馆、摄影博物馆和投资机构都参与到了中国影像艺术品收藏中。

九十年代的中国艺术家们，不仅对影像艺术品的价格没有概念，对艺术的评判也无所适从，在西方评价体系和超高价位的影响下，出现了一大批迎合外国藏家喜好的“当代影像艺术品”。在这样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中国摄影收藏，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摄影文化的影响。

在西方超高价位和评价体系的引导下，市场上出现了一大批迎合外国藏家喜好的所谓“当代影像艺术品”，在这样的生态环境和背景下出现的中国摄影收藏，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西方摄影文化的影响。

2003年广东美术馆馆长王璜生斥资100万，收藏601张中国纪实性摄影作品，并举办了《中国人本》摄影收藏展。该展不仅引出了摄影收藏是收藏艺术，还是收藏史料的学术争论，也引发了如何建立与西方不同的中国所特有的摄影收藏文化、体系和价值判断的思考。

摄影犹如其他的艺术，是国家一个重要的文化形态。经过二十年的发展中国的影像艺术也已经进入了世界摄影史的视野，但中国摄影收藏体系的构建却刚刚开始。现在的收藏市场大致有早期原版老照片、纪实性摄影艺术和当代影像艺术（包括艺术摄影和采用摄影媒介创作的当代艺术作品）三大类，目前最大的中国影像艺术品交易平台华辰影像又将其细分为：中国重要摄影家的代表作；中国历史和摄影史上著名的影像（摄影者不详）；艺术摄影（fine art photography，包括沙龙摄影和画意摄影）；当代影像艺术（包括用摄影媒介创作的当代艺术）；摄影技术技法发展史重要的作品；国外名家名作；底片；摄影图书（古籍善本影像书）；手稿和信札；等类别，并从中延伸出CDV（名片照），立体照片、照相馆的照片、明信片中的摄影等具有摄影文化特征收藏脉络，还有具有中国摄影文化特色的早期戏曲照片、红色影像和长卷大合影等收藏脉络。这样的分类和脉络需要不断地发展和完善。

摄影收藏的本质不是影像资料的存档，而是对影像文化、影像艺术和影像科技的保存和传承。除了避免西方价值观的影响外，国内“摄影收藏是收藏历史”的观点也在误导着中国摄影收藏的实践。以《中国人本》为例，这是一个依照“曝光不足”（后改为“中国人本”）的理念，挖掘由于政治和历史的原因未能发表和传播的影像史料，没有考虑摄影家艺术成就的收藏展。2005年河南博物馆依据艺术家的成就收藏了100位本土摄影家的作品，并开始举办河南重要的摄影家的回顾展或学术收藏展，为构建中国摄影收藏应该收藏艺术家的文化和体系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范本。

此外，摄影史料的缺失也导致了中国影像艺术品评价体系的缺失，以至于无法对作品进行准确的摄影史定位。第四，很多经典摄影家作品中当代观念的缺失、当代影像艺术品中摄影媒介艺术本体的缺失也对中国摄影收藏的质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不过，中国的影像艺术已经敲开了国家美术馆和博物馆的大门，中国已经出现了十多个在建的摄影博物馆，很多不收藏艺术品的档案馆和图书馆在收藏摄影！此外，还有一批民间、公益收藏机构，如IDG风投、香港梦周基金会、北京泰康人寿、影易时代、三影堂、河南全视影像，兰州谷仓，淄博云志艺术馆等数百家机构共同参与到了摄影收藏中。

此外，在财富效应的驱动下，国内陆续出现了一批专业影廊，而几乎所有经营当代艺术的大画廊也都涉足了影像艺术品的交易。在拍卖市场上，就有北京的华辰、嘉德、中国书店（海王村）、华夏国拍、保利、匡时、诚轩、泰和嘉诚、雍和嘉诚、银座、传世、中汉、艺融；上海的泓盛、朵云轩和阳明；杭州西冷等二十多家国内外拍卖行涉足了中国影像艺术品的交易。香港苏富比开拍中国当代影像艺术品和2014年上海艺术影像展，则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影像艺术品交易市场。持续发展的中国摄影收藏市场，需要一个健康的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评价和价格体系。

美国知名摄影文化史学者玛丽·沃纳·玛利亚敏锐地意识到中国摄影收藏的兴起，她在其2015版的《摄影文化史》中不仅增加了“聚焦中国”的章节，还对新时期的中国影像艺术评论道：“在中国，当代影像艺术正在不断繁荣，由官方摄影师所拍摄，或非主流摄影家所创作的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影像，在缓慢地进入到公众视野中，随处可见。这似乎彰显了一种可能性，这个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最终能够构建起自己的影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