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7年，英国人口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在给其好友、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信中说：“探寻国富国穷的原因是政治经济学一切研究的重中之重。”显然，“国家为何有贫富之分，健康羸弱之分，以及食物多寡之分”，既是经济增长理论的终极关怀，也是推动制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不断探究的动力。

近200年后，麻省理工学院基利安经济学教授德隆·阿西莫格鲁和哈佛大学大卫·弗罗伦斯政府学教授詹姆斯·A·罗宾逊合著《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在比较研究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度”是根本原因的观点。这与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思“制度是重要的”观点一致，但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更进了一步，继续分析制度为什么是重要的、制度影响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机理是什么、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制度差异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等基本问题。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引入“包容性制度”和“汲取性制度”的分析框架，来诠释“国富国穷”问题的新思维。在他们看来，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均存在包容性制度和汲取性制度：其一，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组合构成“良性循环”：激励投资和创新，允许创造性破坏，从而带来经济繁荣；其二，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组合构成“恶性循环”：投资和创新受到抑制，创造性破坏无法实现，经济发展停滞；其三，汲取性政治制度与包容性经济制度的组合“可以产生增长，但不可持续”；其四，包容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的组合“极为少见”。

四种制度组合论，也许并不是什么创新。不同的是，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明确强调，不仅制度重要，而且政治制度是决定性的。因为只有包容性的政治制度才能持续地允许包容性的经济制度存在。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研究发现，在现代有些国家建立包容性制度之前，几乎所有国家采用的都是汲取性制度，比如光荣革命前的英国、大革命前的法国、独立革命前的美国及明治维新前的日本。这些国家之所以能建立起包容性制度，并非必然，而是偶然。是关键的“历史节点”上的重大事件和细小的“初始差别”导致了这个结果。比如，在14世纪，东西欧拥有基本相似的制度。然而，面对“黑死病”这一“关键节点”，东西欧的政治精英却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

同样，面对16世纪大西洋贸易这个“关键节点”，英国王室和西班牙王室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前者选择开放大西洋贸易，这使更多的人获得了经济利益；而西班牙王室则选择垄断大西洋贸易，使它在获取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已有的汲取性经济和政治制度。

在强调国家制度转型过程中偶然因素、偶然事件的作用时，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还特别采用了“制度漂移”这个术语。制度发展变化就像浮在水面上的冰块的漂移，两块本来紧挨在一起的冰块，可能会漂移得越来越远，原因在于它们在运动的过程中受到了许多偶然因素的影响。比如，北美洲和南美洲同为欧洲人的殖民地，在欧洲殖民之前，这些地区并没有太大差别。西班牙人最先到达南美洲，到处搜刮黄金、白银及其他贵重物品，迅速致富；当英国殖民者到达北美洲时，由于资源分布和人口分布的差别，没法复制西班牙人的殖民模式。结果，北美洲和南美洲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这还导致了欧洲不同地区之间制度的差异，光荣革命发生在英国而没有发生在西班牙，就是因为英国王室面临着更大的财政压力，不得不跟议会妥协以获得更多征税许可。由于光荣革命发生在英国，使其最早建起了包容性政治制度，结果促成了工业革命。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在汲取性制度下，当局或者统治者能利用权力在短时间内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实现最大限度的经济增长。如前苏联在早期的经济增长，当局通过集体农场强制劳动、降低农产品价格并提高工业品价格等强制收购政策，集中资源发展工业， 实现了工业的迅速腾飞。前苏联的经济增长到20世纪60、70年代之后逐渐下降，但至少实现了50多年的增长，并曾一度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并且唯一能与西方对抗的国家。

在汲取性政治制度下，政治精英还有可能成为经济创新的绊脚石和扼杀者，因为他们有着维系已有汲取性经济制度的强烈动机。此种动机不仅是经济性的，更是政治性的。由此，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引入了约瑟夫·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认为由经济创新带来的“创造性破坏”不仅具有经济效应，而且会导致政治后果。

比如，蒸汽机的原型首先出现在法国，但法国并没能立即享受蒸汽机技术带来的经济效益，原因在于政治精英对“创造性破坏”所导致的政治后果可能会使某些法国行会衰落、进而引发政治动荡的担忧。同样，在殖民时期，非洲很多酋长竭力反对修建铁路，因为这有可能削弱他们的政治控制能力。

由此，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定，汲取性经济制度压抑了“创造性破坏”，因为汲取性制度的根本特点就是要保持现有秩序。其实，能否激发“创造性破坏”是经济体制的好坏的主要标志之一。美国的经济体制有巨大的包容性，而包容性经济体制鼓励“创造性破坏”的各种发明，难怪近百年世界上各种技术和发明大多都出现在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