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一个经济体是否有继续增长的潜力，一个重要指标应是这个经济体与世界领先经济体的差距。因为在技术、商业模式创新等动力的推进下，领先经济体还会继续保持增长，其人均GDP发展水平并非停滞于一个绝对值。

●在商业模式、生产技术、市场开发、管理理念、体制改革等方方面面的赶超中，中国经济仍然有巨大的增长空间。

●当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的人均GDP达到美国20%的时候，接下来的10—15年，他们的平均增长速度都保持在7%以上，很多时候在8%，或者9%。

自2013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回落，国内外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产生了巨大分歧。国外主流观点认为，按照概率计算，中国经济不大可能再保持高速增长。国内经济学界的主导性观点也悲观地认为，如果不发生重大变化，中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将逐步下行。对此，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有不同看法，他在日前举行的第七届中国经济学前沿论坛上表示，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革和调整，中国经济仍然能够焕发青春，回到7%以上增长的时代，这个时间甚至超过10年。

中国经济仍然有巨大增长空间

李稻葵说，近几年国际上有两篇重要文章影响很大，一篇文章的作者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巴里·艾肯格林，他认为，世界各国经济增长达到人均GDP1万美元后，增速都会下滑。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经济顾问萨默斯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历史上，高速增长的国家，6%以上的高增长一般只能持续十年左右，第二个十年就无法持续，而且这个概率非常高。“根据他的算法，中国经济不可能保持30多年的6%以上的增长。我觉得，判断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未来能不能增长，不能只算概率。”

国内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为什么比较悲观？李稻葵认为，主要有两个理由，第一，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大趋势，中国经济的劳动力供给将会下降，2015年劳动力人口的总数量就将见底，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会逐步下降。第二，他们通过计算中国的投入产出，资本增长、劳动率增长，全要素生产效率增长，再加上一些历史推断，认为中国经济潜在增长速度会下降。第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的研究认为，当一个经济体的人均GDP达到某一水平时，经济增速往往会不断下滑。中国人均GDP将达到1.1万美元的水平，接近这个水平。

“我不同意上述观点。我认为，世界银行搞出来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本身就经不起推敲。研究一个经济体是否有继续增长的潜力，一个重要指标应是这个经济体与世界领先经济体的差距。因为在技术、商业模式创新等动力的推进下，领先经济体还会继续保持增长，其人均GDP发展水平并非停滞于一个绝对值。环顾全球人均GDP最高的大国美国，他的人均GDP达到了5.3万美元。而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人均GDP仍然只是美国20%的水平。而在历史上，人均GDP达到1.1万美元的经济体，与美国当时的人均GDP相比，差距是比较小的，因为当时美国的人均GDP远远低于今天的5.3万美元。”李稻葵说。

所以，我们不能按照绝对水平来观察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在商业模式、生产技术、市场开发、管理理念、体制改革等方方面面的赶超中，中国经济仍然有巨大的增长空间。

中国满足了成为“三好学生”的标准

李稻葵说，二战后的70年来，全球100多个中低收入发展水平的经济体只有13个实现了从低收入到现代化的飞跃，实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突破，即人均GDP从4000多美元上升到12000美元。“到底是哪些因素使得这13个经济体实现了经济的跨越？哪些因素导致其他的国家不灵？这是学术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

李稻葵认为，三个条件使得这13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突破，他称之为“三好学生”标准。

第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事情，政府的体制和基本的政治稳定性必须满足。政府的整个体制应该支持市场经济，社会经济的基本稳定必须要保持，基本的法治，基本的社会的稳定必须要满足。其中，非洲国家、中东地区、拉美地区都不满足这个最大的条件。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社会主体，尤其是知识分子，都基本认同市场经济的发展机制。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写得非常清楚，市场应该发挥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个是社会共识。这些条件中国都满足。

第二件事，基本的人口的健康水平和教育水平必须要达到一定标准，这一点中国也走在前列。我国大学的毛入学率，去年统计接近38%。这是什么概念？大概是英国30年前的水平，这是一个非常先进的水平了。我国16岁以上成人文盲率在4%以下，以此对比，印度是30%，而且中国的文盲标准明显高过一般新兴市场国家。按照我们目前的制度规定，即将退休的这批中年人，经过统计发现，他们的健康水平比20年前的50岁的人还要好。健康水平在提高，人均寿命在提高，受教育水平在提高，我称之为有效的劳动力供给在提高。这些将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最基本的条件。

第三件事，是否对发达经济体开放。日本人曾经很骄傲地说我们是雁阵格局的领头者，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日本经济兴旺发达，他们是要走向东南亚国家，东南亚国家明确提出向东看，跟日本搞好经济合作。我们的研究表明，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如果在经济、投资和贸易上，跟经济发达国家进行交往的话，他就会学习，他的产业就会发生，他的企业竞争率就会上升，年龄人就会往上走，经济就会不断地往上前进。

综合来看，我们认为，今天的中国完全满足了“三好学生”的标准。

李稻葵表示，如果说条件满足的话，我们做一个简单的预测。如果按照东亚模式继续前进的话，到2050年，中国的人均GDP应该能达到美国当时的75%左右，相当于今天韩国的水平。即使东亚路径实现不了，走了拉丁美洲路径，中国人均GDP到了2050年也能达到美国当时的37%，中国的经济总量也是美国的1.5倍，按照最悲观的角度算，我们也能完全超越美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还是非常可观的。

“更具体一点，我们预测一下未来十年，中国经济潜在的增长速度是多少？我们可以把今天的中国经济和历史上13个国家和地区在达到美国人均GDP20%以后的增长情况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当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的人均GDP达到美国20%的时候，接下来的10—15年，他们的平均增长速度都保持在7%以上，很多时候在8%，或者9%。其他国家在此发展阶段也继续呈现出良好的增长势头。所以，我坚持认为中国经济具有巨大的增长潜力，从现在开始，未来10—15年，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应该是7%以上。”李稻葵表示。

中国经济需要供给侧改革

中国经济在“十三五”期间的挑战和机遇在哪里？李稻葵认为，主要包括三件事，这三件事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第一件事。整个供给结构需要根本调整。目前的供给结构是什么？现有的煤、钢、水泥等的生产能力都很强，都是过剩的。以钢铁行业为例，这一行业虽然有十万亿的生产能力，产能严重过剩，但我们的产能却是低端的、黑色的、污染的，亟须政府采取积极措施包括补贴政策，加快淘汰一批高污染、高能耗的产能，尤其是北京附近的一些产能，东北包括鞍山一带的部分产能也应该逐步淘汰。

通过淘汰这部分产能，将使得钢铁的价格有所回升；此后，政府通过一定的鼓励政策，可以使沿海地区建立一批现代化的、主要依靠从国外进口铁矿石和煤的新型钢铁产能，这就保证了生产是干净的、清洁的。当前，国际市场的煤和铁矿石价格往往比国内低一半，如果能够更好地利用国际市场，钢铁行业的利润也可大幅提升。将钢铁等重化工业布局在沿海一带，也使得中国能够更好地实施一带一路等发展战略，当未来印度等国家经济起飞之时，由于其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化能力远远不足，我们这些现代化钢铁厂正好可以把大量的产品销售到这些地区。如此，中国一大批城市将重现蓝天白云，因为城市空气最大的污染源就是周边的重化工业；同时，也能让一大批事故频发的煤矿和铁矿得以关闭。

为什么要关闭一批煤矿和铁矿？这是因为中国经济经过了30多年的高速发展，劳动力成本已经不断上升，社会对劳动者的尊重和对生命的珍惜程度日益提高，而国内的矿山往往生产成本极高、需要极大的劳动力代价，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本身也要求我们的矿业进行调整。这些生产出来的钢铁一部分用来国内消化，还可以盯住印度市场。印度钢产量严重不足，根据我们的研究，印度要搞工业化，经济要起飞，肯定需要大量钢材，我们可以把现成的钢运过去。这是第一个。

第二件事。在金融方面，主要问题是金融领域钱不能落地。我国广义货币M2已经达到120多万亿，GDP是60多万亿，为什么企业还是融资难融资贵？首先大量的资金在金融领域打转转。百姓现在期望投资回报率非常高，6月12号之前很多朋友们希望30%的回报，实体经济哪去找8%、9%的回报率，怎么办？应该把金融领域泡沫捅破，想要8%、9%的回报率可以去投，可能会受损失。应该有意识地让若干不靠谱的投资机构破产，不能像现在这样由国家保着，哄着不让破产。还有一个问题更严重，120万亿人民币的M2换成美元是17万亿，像堰塞湖一样，如果突然间下降的话，这个资金会垮塌，国外没那么高的回报率，如果一旦降到跟国外的回报率资金就可能跑了，所以“十三五”期间在国外项目开放的问题上会非常谨慎。我估计“十三五”期间在金融领域会有很多改革，其中有一条就是资本账户的兑换会比较谨慎，这是第二个挑战。

第三件事。新型的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问题，这也是三件事中最重要的。过去30多年的地方GDP竞赛机制走到今天已经出现一些弊病。政府与企业的边界太模糊，以前政府官员不断地受到鼓舞，现在动力没有了。我觉得，怎么给地方政府官员提供正面激励非常重要，毕竟中国经济并不是完全市场经济，投资、基础投资建设、拆迁都需要政府官员来执行。光是简单地靠简政放权可能还不够，再简政放权，也绕不过最后一关，拆迁、招标、规划还得靠政府，“十三五”期间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得比较好的话，经济增长一定能够有保证，不止6.5%，应该朝着7%，甚至更高一点。因为我们的目标不只是2020，恐怕还要20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