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结构转换期，观察经济形势既要看GDP增速变化，还要看增长的推动力量以及增长结构，进而判断这种增长趋势是否可持续。这种深入的结构性观察，比简单的观察GDP历史数据规律得到的认识更真实。

●要充分把握“大国经济”下经济运行和数据的新特点，统一认识，提升宏观调控能力，避免认识上的混乱带来的行为上的偏差。

●对宏观经济的常态调控还应该借鉴预期管理方法，如果经常采取让市场措手不及的神秘管理方法，会放大宏观经济的不稳定，也无法取得预想的效果。

2013年以来，中国经济形势越来越成为全球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中国经济地位的变化无疑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过去十几年（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位置发生了巨大变化。2008年金融危机前，中国在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较小，影响较为有限。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在全球中的地位快速凸显出来，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并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地位中的变化，中国经济增速也成为影响全球的大事。2008年金融危机时，我国经济增速从10%以上跌到6%，国际市场并没有太大反应，但现在中国经济增速每下降0.1个百分点都会引起全球市场的紧张、每恢复0.1个百分点也会在市场迅速引起反应。最近几年，世界对中国经济特别关注，以至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都要考虑中国因素，这是前所未有的。

中国经济正在发生细微但深刻的变化

2001-2015年，中国经济经历了几个不同时期。随着每个时期经济运行表现出的不同特点，人们对经济形势的认识和看法也应随之变化。

经济处在上行期时，人们对形势的判断往往不存在方向性分歧、只是对上行程度认识不同，很少有人关心经济是否会回落，大家关注的是上行期能持续多久、是否存在泡沫。同样，如果经济处于下行期，例如经济危机期间，很少有人会质疑下行的方向是否正确，人们关注的是下行的破坏力有多大、经济衰退到底要持续多久。当前中国经济可能处在一个新的时期，从2012到2015年，连续16个季度经济都在7%－8%的区间内窄幅波动运行，既不是上行期，也不能说是下行期。在这个新时期，我们的传统思维和观察方法还没有变。如果能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已经发生了变化，改变观察与思维的角度，很多认识就能达成一致。

在结构转换期，观察经济形势既要看GDP增速变化，还要看增长的推动力量以及增长结构，进而判断这种增长趋势是否可持续。这种深入的结构性观察，比简单的观察GDP历史数据规律得到的认识更真实。

观察中国经济结构数据，可以发现各行业指标有“好”有“坏”。这种行业好坏并存的现状，表明我国的经济和产业机构正在发生细微但深刻的变化。在结构转换期一般有三种类型的行业特征比较明显：一些行业发展速度较快，超过了正常经济增长速度；一些行业正在萎缩，增速低于一般经济增速，有些甚至出现负增长；还有一些行业一直保持比较稳定的状态。

从“坏”的指标来看，目前比较悲观、指标持续恶化的，大部分是高耗能、产能过剩和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六大高耗能行业的产值增速和利润增速放缓，对整体工业增速产生了较大影响，但这些行业增速减缓恰恰反映了经济结构调整的逐步推进；如果这些高能耗行业继续高速增长，表明经济结构仍未调整、经济增长方式仍未转换。

从“好”的指标来看，最近几年高技术产业的发展速度一直快于整体经济增长速度。金融危机之后，制造业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型升级，高端制造业增速始终高于工业增加值速度，2015年上半年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业利润增长19%，医药制造业利润增长13.5%；出口方面，在国际市场需求萎缩的情况下，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继续保持正增长。透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到高新技术产业逐渐成为经济增长新动力，中国经济结构升级的步伐正在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蓬勃发展，表明我国制造业正在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型。

中国经济的变化不仅体现在结构转换上，从量级上来看，我国已经由小型经济体变为大型经济体。针对“大国经济”的观察要区别于小国经济，必须用大国思维来管理调控经济。用发展的眼光来看，随着经济体体量的增加，中国经济在增长规律、调控方式等方面都呈现与以往不同的特点，一些传统上行之有效的认识、策略突然变得无效，一些习以为常的数据规律也在产生变化，人们在面对不同于以往的经济数字、经济形势时往往会产生认识上的分歧，对政策制定和市场行为都产生了影响。因此，要充分把握“大国经济”下经济运行和数据的新特点，统一认识，提升宏观调控能力，避免认识上的混乱带来的行为上的偏差。

管理大国经济体要求管理者更加具有智慧，看问题必须要有经济战略纵深的考量。首要任务是经营好国内市场，而不是将希望都寄托在国际市场上，要坚定不移地推动由外需转向内需、由投资转向消费的战略转型。大国经济的利益分配和资源配置有别于小国经济，必须靠市场配置资源。建立适合中国特点的国家治理体系，速度效益，不可偏颇，内部外部，需统筹考虑。

驾驭大国经济应注意思维理念问题

驾驭大国经济的平衡之道要注意以下几个思维理念问题：

更加注重规模平衡，高度警惕缺口风险

大型经济体应该是一个平衡体，一旦出现了缺口一定要想办法填补，否则就会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近来中国经济遇到的一些问题，与缺口管理不到位有关。缺口之一是净出口下降产生的缺口。金融危机后，净出口对GDP贡献不断下降，甚至出现了负贡献。刚开始，我们主观上判断可以通过拉动内需来填补净出口所产生的缺口，但对于如何从战略上启动内需并没有前瞻性考虑，以致于大量短期应对措施仓促上阵。缺口之二是投资缺口。2009年第四季度开始实施的“4万亿”投资计划，到了2011年突然急刹车，导致投资出现缺口，形成巨大的纵向市场收缩与横向波及效应。2010-2014年，投资增长的速度不断下降，尤其是政府投资突然减少，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减弱。而观察美国在经历4轮量化宽松政策（QE）后，退出QE以及之后的加息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缺口之三是消费缺口。从道理上说，在出口萎缩、投资下行的情况下，必须通过增加消费来弥补缺口。2012-2013年，控制政府消费性支出是完全正确的决定，但我们没有同步启动私人投资与居民消费来弥补由此形成的缺口。

更加注意总量和结构的平衡

大国经济体不仅有总量的问题，更有结构的问题。有时会出现结构不合理，甚至在总量过剩的情况下的结构性短缺。考虑大国经济不能简单地看几个总量指标，要透过总量看结构。以钢铁产能过剩为例，2013年全国钢材产量为10.7亿吨，受制于技术水平，钢材出口量仅为6234万吨，但同时还有大量高端钢材依靠进口，如新能源汽车、高铁、大飞机、航天、船舶等重点领域的关键钢材，高标准模具钢、特种耐腐蚀钢等高端钢材产品等仍然不能自给。类似的情况也普遍存在于许多其他行业。我国目前是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产能短缺，仅仅控制总量，解决不了问题。从产能的结构来看，政策选择应该是有保、有压、有增、有减。

注重借鉴西方经济理论与经验和走中国特色道路的平衡

很多人拿西方经济的理论来衡量中国经济的现实，也会产生“水土不服”。以去杠杆的政策建议为例，不同经济增长阶段、宏观经济环境，会产生不同的杠杆特点，所以判断杠杆率是否过高是很困难的。但一些研究报告不顾中国实际情况，直接拿中国的数据与欧美等发达国家进行比较，一旦某个或某些指标的数值与国外有较大差异，就得出杠杆率过高的结论。殊不知中国经济的很多特点并不同于欧美，以央行资产负债表特征看，中国人民银行的资产扩张很大程度上是由外汇占款、存款机构缴存的准备金等负债端驱动的，与美国联储的资产扩张有很大的不同，在货币杠杆的判断上就几乎没有可比性。当前不能简单地说中国经济的负债率太高，更不能采取急功近利式的一次性去杠杆。事实上中国目前面临很严重的通货紧缩现象，如果杠杆率在短时期内下降到西方学者给出的经验数据，可能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

注重市场力量和政府力量、传统干预方式和市场预期管理的再平衡

作为大型经济体，在已经全面融入国际市场的情况下，必须遵守国际市场的有效经济规则。三十年改革实践证明，市场化方向不可逆转，经济总量达到一定高度之后，政府的主导地位必须逐渐淡出，市场将扮演基础角色。通过本轮股市的波动我们可以一窥市场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和当年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首先是政府要逐渐退出竞争性经济领域，让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基础作用，同时转换政府职能，解决政府管理缺位和不到位问题。

对宏观经济的常态调控还应该借鉴预期管理方法，如果经常采取让市场措手不及的神秘管理方法，会放大宏观经济的不稳定，也无法取得预想的效果。直接调控的成本代价太高，有时会带来一系列后遗症，大型经济体在市场发挥基础作用的时候，更应该注重预期管理，引导市场的预期。近年来，美联储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前瞻性指引，对开放的大型经济体，预期管理比直接干预更加有效。

大国经济应注意

三个问题

作为大国经济，除了培养思维理念，还要重点关注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真正实现经济结构与增长方式转换，关键是经济升级，将工业升级提升为国家战略。经济要升级，工业能否升级至关重要，我国正处在产业结构调整与消费升级换代的交汇点上，怎样适应国内消费需求发展趋势，升级供给结构，提升产品档次和技术含量，促进工业品生产由中低端转向中高端，是经济转型的重中之重。提升有效供给能力的关键是高端装备制造业的技术升级换代，可以起到“一石三鸟”的作用，一是拉动当前投资需求，二是通过创新产品唤起市场潜在消费需求，三是增强出口竞争力。政府应主动选择战略性产业，加大技术更新投资力度，提升企业家信心，拉动企业投资，增加有效供给，激发潜在需求。

二是要抛弃简单经济周期规律的行业复苏幻想。始于1974年，席卷美国和欧洲主要工业国家的“钢铁危机”，在危机之初，很多人认为，这只不过是钢铁行业的又一次周期性下跌，实施上，这次危机的剧烈程度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英、美、德、法等国钢铁产量下降近50%并伴随大量工人失业。尽管20世纪80年代之后世界钢铁业又经历了几次复苏，但是这些工业国家钢铁业就业人数再也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随着我国迈入开放的全球化时代，过去的规律和经验可能失效，要抛弃对历史规律幻想，钢铁行业是这样，其他行业也是如此，很多传统行业很难再回到往日的辉煌了。

三是着力提升微观经济活力与引导企业家预期。微观活力不是简单依靠政策刺激能解决的问题，关键在于引导企业家的预期。目前有些外国企业家已经看到中国经济的变化，并在筹谋布局，但国内的企业家却普遍感到悲观，宏观管理怎么引导企业家的预期至关重要。在大国经济、开放的市场体制下，已经不能再靠“发指示，做计划”来刺激经济，而是要努力通过引导企业家预期激活微观经济活力。

（作者系中国建设银行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