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以来，城投债发行主体负面事件明显增多，其中有5家城投企业评级下调（其中两家同时被负面展望），22家负面展望，另有3家被列入观察名单。梳理过去城投企业负面事件，其主要的触发因素可以归为两个关键词：收入和债务。其中，或有债务风险增加尤为引人关注。

在地区经济发展中，城投公司作为当地重要的地方国企，在获得政府信用隐性担保的同时，企业决策也在行政干扰下具有强烈的非市场化色彩。为服务于地区经济发展、缓解当地企业的融资难题，在政府指导下承担当地中小企业的担保方，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但是经济下行、地区财政实力减弱，本就缺乏盈利优势的中小企业更是首当其冲，成为违约风险的集中暴发群体，这也造成背后为其担保的城投企业的或有负债压力。2015年以来，各大评级机构也开始关注失去地方政府信用支持的城投企业所承担的担保责任，由于被担保方债务违约或者偿债不确定性导致的城投债主体评级负面正逐渐增多。

考虑到企业担保信息的透明度有限，担保对象以缺乏公开信息的地区中小企业（包括城投公司）为主，承担更多扶持当地企业融资责任的城投企业将面临更大的代偿风险，我们试图通过较为有限的数据，对地区的城投担保业务做一个总览式的梳理，为投资者风险排查提供参考依据。

我们梳理了存量城投债（截至2016年2月7日）涉及的所有发行主体，排除2014年年报和2015年半年报数据缺失的城投企业后，余下共1634家发行人。对这1634家发行人的最新担保余额进行汇总，依照省、市、县逐级对城投企业的担保风险进行区域梳理。主要的参考指标为企业大担保比率，即担保余额/净资产，其中担保余额又细分为对外担保和对内担保。

在样本涉及的30个省份中，地区内城投企业的担保比率较高的省份包括江苏、浙江、北京、上海、天津几个经济发达地区外，还有陕西、广西两个经济相对较弱的省份。这些省份中除广西以外，城投企业均以对外担保为主，而广西城投企业是对内、对外担保均比较重的。

城投企业对外担保多为同一地区内的企业联系，这就涉及集中度的问题。如果担保业务集中在少数几家城投企业，很可能是为数不多的大型城投企业在为地区内更多融资能力差的企业背书，这几家城投企业就容易成为区域风险的联接点，单个企业的负面事件极易通过这些节点蔓延至整个区域。在风险偏好偏低、城投企业信息透明度不高的地区，极容易出现“一损俱损”的局面。因此需要关注对外担保占比高同时担保企业集中的地区。

根据不同行政级别的城投企业担保比率均值来看，全国范围内，省及省市、县级城投的担保比率均高于地级市城投，呈现典型的“哑铃状”，虽然县级城投的担保余额占比并不大，但较高的担保率说明这个级别的城投，在资产有限的情况下担保行为略微激进。

除了京津沪三地，上文提到的另外几个担保大省，江苏、浙江属于典型的省、市、县三个行政级别均承担较高担保责任，不仅涉及城投企业多，而且担保比率高；广西的省级、省会城投企业担保负担最重，陕西的担保风险向两端集中，地市级城投企业担保比率较低，但县级城投企业的平均担保比率超过了46%。

另有湖北、山东、四川、天津、河南以及重庆的县级城投担保问题也需要关注，其担保比率均高于地市级甚至省及省会城投。

针对不同行政级别的城投企业，选择对外担保，或出于自身规模优势考虑为当地中小企业提供便利，或属于同一区域实力相似企业间的互相担保，这种担保目的差别在不同行政级别的城投之间表现较为明显。基于担保目的不同造成的担保对象、担保业务分布直接影响到担保人的风险水平。

综合来看，省级以及省会城投中，西部和北部地区涉及担保的企业占比大，担保业务多集中在这一行政级别，为数不多的大型城投为当地其他企业提供融资支持，但是规模基数之上，这些城投担保比率并不大，反而是中东部地区，虽然担保并不集中在这个级别，但是企业的担保比率更高。

虽然部分省份（内蒙古、山西、安徽、湖南等）地级市城投承担了大于省级、省会城投的担保责任，但这一级别的城投担保比率要明显低于后者以及县级城投。需要关注的是新疆地区的地市级城投，个别城投的对内或者对外担保比率较高。

从县级城投来看，陕西、山东地区更值得投资者关注，这两个省份并不如江苏、浙江以及京津沪地区，财政基础、金融环境而言都要略逊一筹，县级城投普遍承担担保业务且担保负担较重，暴露出风险事件的概率更高。

综合考虑财政实力、金融资源获取优势以及存量债务问题，县级城投企业所承担的担保风险更加突出，需要重点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