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时期，投资仍将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关键性作用”。这就决定了，筹措长期资金依然是中国金融体系的首要任务之一。长期以来，期限错配和权益错配，构成中国资金动员体系的主要缺陷。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中长期贷款占比逐渐提高，潜在风险增大。地方融资平台愈演愈烈，也与这一缺陷有关。未来五年，必须建立一种筹集长期资金，筹集股权资金的体制机制。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特别是发展那些支持草根创业的市场，支持地方创业的市场；建立多样化的长期信用机构，发展更为多样化的产业投资基金，是建立此类机制的核心。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金融机构的改革和发展，做出了前所未有的部署：健全商业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相互补充的金融机构体系。以往的金融机构改革，脱不开市场化或商业化。现在看来，这是片面的。当今世界面临的诸多棘手问题，大都不是纯商业性金融能应对得了的。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政策性金融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可以说，没有政策性金融的积极作用，无论是“有毒资产”的处置，“问题金融机构”的重组，还是全社会信心的恢复，几乎都不可能。中国未来几年不可避免会遇到处置不良资产的问题，这也要依赖多种类型的金融机构。未来我国经济恢复过程中的大量问题，诸如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等，更是需要多种金融手段并举。因为，举凡新型工业化、城乡一体化、新型城镇化、“一带一路”倡议等等的推行，都需要大量投资来启动，而支持这些投资的资金，单靠商业性金融是无法满足的。

（作者系全国人大代表、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