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前已成为继“新常态”之后体现本届领导层执政思路的又一核心概念。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明确了供给侧改革的五大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2016年成为供给侧改革元年。与此同时，供给侧改革也对宏观调控形成三重挑战：一是去产能、去杠杆以及淘汰僵尸企业，意味着可能会增大经济下行压力；二是增加股票发行是“去杠杆”的最重要途径，但由于股市仍未真正走出2015年股灾阴影，市场心态极为脆弱；三是在全球忧虑中国经济“硬着陆”的当下，供给侧改革亦可能加大人民币贬值预期。

尽管如此，供给侧改革势在必行，中国经济必须经历“三期叠加”中的“结构调整阵痛期”，才有可能迎来健康的复苏。那么如何合理运用宏观调控政策来“对冲”供给侧改革的风险，就成为必须认真思考的重大课题。

宏观调控的政策选择之一：宽松货币政策。今年2月26日，央行首次在货币政策定位上改口，由“稳健”微调为“稳健略偏宽松”。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中国货币政策已经是“超级宽松”。在M2/GDP已达206%的今天，一味靠货币刺激是相当危险的，近期飙升的房价即为警讯。正如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所言：“中国最大的风险并不是经济逐步放缓，而是一旦把经济刺激到不现实的增速，它会突然崩溃，着火坠落。”

宏观调控的政策选择之二：扩张性财政政策。中国财政政策仍有较大空间，但是继续增加政府支出，还是大力推行减税？增加财政支出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其问题是：受制于投资产出比率的攀升，投资刺激的边际效应递减；政府支出重点投向基础设施，只能对钢铁、水泥等少数行业产生一定拉动作用，而不能真正缓解实体经济压力；从中国债务结构看，企业负债最为沉重，因此“去杠杆”的方向应该是增加政府和居民负债，减少企业负债，而扩大政府投资很难起到这样的效果。

相比之下，减税则被认为是供给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其效果是：可以降低企业和个人负担，进而提升企业利润和投资能力、个人消费能力，从而让微观经济主体获得更大激励和活力；可以彰显改革诚意，激发市场信心；可以形成乐观的改革预期，对股市起到提振效果。

宏观调控的选择之三：稳定楼市。根据渣打银行的研究，2010年住房及相关行业为中国GDP增速贡献了3个百分点，2015年只有1.1个百分点。同一时期，经济增速从10.6%放缓至6.9%。据此推算，经济增速有一半降幅是由住房市场的萎靡造成的。因此，刺激楼市的确可以起到稳经济的效果。但此政策亦存在负作用，在“刺激楼市”的政策预期下，一线城市楼市价格飙升，势必压制消费能力，与经济再平衡（降低投资率、增加消费率）的方向相悖。

宏观调控的政策选择之四：人民币贬值。鉴于2008年危机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已升值29%，人民币贬值具有刺激出口、提振经济的效果。不过从当前情势看，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存在一定负面印象，人民币贬值有可能引发资本外逃。因此，贬值需要等待合适的时间窗口，辅之以有效的“贬值后预期管理”，以免形成金融冲击。

2016年是供给侧改革之年，也是风险和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的一年，以宏观调控对冲风险是必要的。从选择项来看，减税既是负作用最小的宏观调控政策，亦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