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闻发布制度最为成熟完善部门——商务部的新闻发言人，沈丹阳有着和其他部委发言人一样的机智、从容与严谨，但在不少熟悉沈丹阳的跑口记者眼中，他又多了一些标签，比如学者气质、比如坦诚相待。
事实上，沈丹阳在担任新闻发言人的同时，还身兼商务部政研室主任，这或许是他既能准确地传达声音，又善于全面阐释政策，以理服人的重要原因。
“现在仍诚惶诚恐”
对于财经记者而言，商务部绝对算得上是新闻的富矿，业务领域涵盖外贸、外资、国际经济合作、消费、流通，仅是自贸区、国际产能合作、跨境电商等这些新热点就已让记者们应接不暇。
对商务部有些认识的记者都知道，商务部可谓是新闻发布制度最为成熟完善的部门之一：每个月的月初和月中各一次例行发布会，还有不定期的专题发布会、吹风会。据说，一些部门的领导就曾专门让本部门新闻系统的工作人员前往商务部新闻办“取经”，学习例行发布制度。而站在商务部新闻发布最前端的当属其新闻发言人——沈丹阳。
2011年8月24日，沈丹阳首次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身份亮相商务部新闻发布厅，彼时他同时担任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秘书局局长兼办公厅副主任。“沈主任既像朋友，又像导师，全然没有领导架子，在他身上更多的是学者气质。”一位熟悉沈丹阳的记者如此评价他。
至今，沈丹阳担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已近五个整年。相比起初的略显紧张，如今发布台上的他已然更为自信，也更加驾轻就熟，而在贯穿始终的严谨表述、精准拿捏的背后，还时常透露出些许幽默。
即便如此，在沈丹阳本人看来，“每场发布会依然是一场需要充分准备的硬仗”。“现在仍诚惶诚恐，感觉到要做好这个工作很不容易。”
“最大的难点在于，不论我说什么，外界并不认为这是个人的回答，而是代表商务部。大家知道商务部的业务面很广，涉及的领域很宽，如何全面把握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沈丹阳曾提及，最棘手的时刻，便是在发布台前遇到未准备到的、敏感且“两难”的问题。比如，2012年钓鱼岛风波期间，一位日本媒体记者问到，“一些城市日资企业被打砸，中国政府对于日本在华企业的损失，是否考虑给予赔偿？”“我当时手中并没有一个很完备的口径，而且这是一个不能简单说‘是’还是‘否’的问题。”沈丹阳回忆道，“我当时就想要保证原则不出错。我记得我的回答是，‘商务部已经注意到有关报道，目前正在了解有关情况。随后做了三点说明：第一，商务部坚决支持合法、理性的爱国行动，同时坚决反对一切违法的打砸抢烧的行为。第二，外商投资企业在华的合法权益受到法律保护。第三，相信绝大多数民众能够冷静、理智、合法有序表达诉求，外商投资企业如遭遇违法行为，应及时向包括公安部门、商务部门在内的相关部门寻求帮助’。”
沈丹阳的这次回答被不少媒体评价为“效果较好”，既没有回避问题，又做到了有理有节有针对性。对于自己能够巧妙完美地化解“刁钻”提问，沈丹阳把其归结为他对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的精准理解，“回答类似两难问题，重要的是把握好原则，不必太在意句式表述上的问题，即便语法不那么顺畅，语气不那么合适，也不必太在意。”
“沈主任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拿捏把控恰到好处，既能将官方的回应和解读讲到位，又能给记者时不时爆一些‘料’，他知道记者想要什么。这样的话，效果就会好很多。”一位跑口商务部多年的记者说。
而在发布会上，沈丹阳还经常脱稿给出友情提示，例如对于一些趋势的提醒，“大家都很关注对外投资的情况，这里我特别提示下，对外承包工程近段时间增长也非常迅猛，值得大家关注”。此外，他还会在多个数据中点出亮点数据或是值得关注的数据。
随着主持发布会场次的增多，记者们眼中的沈丹阳印象也逐渐丰满起来：专业、睿智、沉稳不失活泼，用词精准，现场把控力强，这是媒体人对他比较一致的评价。而沈丹阳最常说的就是，“站在我背后的是商务部整个新闻团队，最辛苦的是他们”。
科班出身 从未离开外贸领域
毕业于厦门大学外贸系的沈丹阳，可以说是科班出身，30多年来学习、工作一直围绕外经贸领域展开。
2003年3月，沈丹阳在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担任副院长并兼任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其间，他对商务领域热点问题的一些独到观点已不时见诸报端，随后更已学者身份发表了大量经贸专著、研究报告、论文和文章。2007年，他还曾作为经济社会学界9位专家之一应邀参加温家宝总理主持的《政府工作报告》专家座谈会。
更早时，沈丹阳曾在国务院办公厅从事10年外经贸政务与研究工作，在地方外经贸管理和投资贸易促进部门工作8年。
2014年4月28日，商务部网站发布人事任免信息，自此，已担任新闻发言人两年多的沈丹阳又多了一个新身份——商务部政研室主任。
对于沈丹阳而言，这一新任命更像是一种轮回，他又回到了自己熟悉的研究领域，虽然从未中止过对商务理论与政策的学习研究思考，但政研室无疑是一个更加能够得以施展的平台。
“这正是我与财经媒体最相通的地方，因为每天都要从众多选题中，寻找最核心的热点、焦点、难点加以研究，并力图把握战略高点。”沈丹阳曾说。
与商务部研究院作为商务部“智库”的性质不同，政研室更像是商务部的“大脑”，肩负多重重任：研究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合作、现代市场体系和现代流通方式的发展趋势并提出对策建议；研究扩大对外开放、国内外贸易流通体制改革并就重大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研究提出健全现代市场体系的综合政策建议。
跟随国家推进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步调，契合当前媒体关注的热点，商务部的多项重大研究成果和牵头推进的工作在国内外特别是舆论界引发强烈反响。其中，受关注度很高的若干重大商务战略研究、全球价值链研究，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下称《若干意见》）的牵头起草和此后对12个试点地区的推动，政研室都是具体“操盘手”。
在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贸易部长会议上，中方作为东道主曾提出的若干个议题中就有两个与全球价值链相关的倡议：一个是《促进亚太地区全球价值链发展战略蓝图》，另一个议题为《全球价值链中的APEC贸易增加值核算战略框架》，这两个议题都获得了批准，并且在贸易部长会的声明中详细做了表述。
“学者型发言人”的严谨思考
事实上，对于不少问题，沈丹阳都有独到见解。
谈及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他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独家专访时曾说，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不仅仅是“开放”，其实质是“改革”，既包含“开放型经济的新体制”也包含“开放型的经济新体制”两层内涵。
在推进过程中，遇到一些有难度和需更加细化、深化的事项，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力度推进，毕竟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一个大命题，它涉及的面非常广、非常宽。考虑到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不同行业对外开放的能力与条件差异，需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呼应、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结合。从以往的经验来看，鼓励一些地方先行先试可以总结经验、取得很好的效果，因此，如果支持一些地方在《若干意见》这个顶层设计文件的指导下，结合各自实际和比较优势，进一步大胆创新，通过上下联动、以点带面，形成经验，再复制推广，这样整个工作推进起来就会比较稳妥。
沈丹阳指出，当前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仍面临不少体制机制障碍，需要啃硬骨头。试点不是搞政策洼地，而是突出体制机制创新，疏通整个开放体系中的“神经末梢”和“毛细血管”，将使新体制的构建更有活力、更加协调。
谈及全球价值链，他近期曾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近20年来，经济全球化浪潮所催生的巨大变化之一就是全球价值链的深入发展。这一新的国际分工体系的形成，不仅引发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商品链的深刻变革，对国际贸易、跨国投资乃至全球经贸治理也带来深远影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步入深度调整与结构再平衡的“新平庸”状态，以大规模跨国投资驱动、高增长中间品贸易为特征的全球价值链步入深度结构调整期。驱动上一轮全球价值链扩张的制度和技术两大引擎的作用均有所下降，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经贸规则重塑蓄势待发。在国际发展环境和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综合来看，我国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调整，既是实现从经贸大国向经贸强国转变的内在要求，也是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重塑的必由之路，将使我国经济发展迎来新的重要机遇。
近年来谈及外贸形势，沈丹阳在发布会上常用“三座大山”来表述，即：外需不足、国内成本居高不下、贸易摩擦形势严峻。而在2015年进出口负增长，外界评价多为“惨淡”的背景下，他提出，“我国外贸发展总体上还是很给力的”，可以用“五张漂亮的成绩单”来盘点：第一张成绩单是在全球出口市场份额明显上升；第二张成绩单是进口量增价跌使国家和企业获得了大实惠；第三张成绩单是对外贸易结构进一步优化；第四张成绩单是保持对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巨大贡献度；第五张成绩单是继续保持全球第一出口大国和第一贸易大国地位。
在沈丹阳看来，我国的外贸形势正在蓄势待发，发展动能正在转换形成中。未来我国对外贸易要形成竞争新优势，由从贸易大国转变为贸易强国，需要一个积累和蓄能的过程，现在我们正是处于这样一个蓄能阶段。因为外贸出口需要有好的产品、好的品牌，有创新的技术，要做“人无我有，人有我优”，这都不是一下子就能实现的。中央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外贸稳增长调结构的政策，包括鼓励技术创新的政策，这些政策将逐步发挥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