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龙泉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冷默无闻。2005年，笔者以处州青瓷博物馆征集到的，大量流散在市场上的明初龙泉青瓷标本实物为基础，结合自己多年的收藏研究心得撰写了《发现：大明处州龙泉官窑》（西泠印社出版，2005年），并组织业内专家学者对大明龙泉官窑展开论证，从而引发各界对明初龙泉官窑问题的广泛关注。后国家相关文博单位对大窑枫洞岩窑址进行考古发掘，揭露了一系列烧造遗迹，并找到一系列明代烧造宫廷用瓷的实物依据不仅证实《大明会典》、《明实录》等文献中的相关记载，也进一步明确大窑枫洞岩窑址曾于明洪武永乐时期烧造宫廷乃至御用青瓷的史实。虽然对于明初处州龙泉官窑的性质存在争议，但此实属学术探讨范畴，龙泉存在洪武永乐官器青瓷的事实则不容辩驳。

除了考古方面的资料，两岸故宫博物院的清宫旧藏颇值得关注，清宫旧藏青瓷存放有序，且在数量上蔚为大观。如蔡玫芬主编的《碧绿：明代龙泉青瓷》，其所收图录除一部分与大窑枫洞岩窑址所出的官器青瓷相印证之外，玉壶春、执壶和梅瓶的纹样，碗的纹样式样都大大超过窑址所出的已知品种，五爪龙纹器物除窑址已证实的盘、高足杯之外，尚有“划花龙纹碗”、“刻印花龙纹匜式盂”等。若细心留意国内外一些大博物馆的相关藏品，以及这几年来的一些大拍，也都有不少明代龙泉窑精品，且有多件接近明初官窑类型的制作，除已明确的梅瓶、玉壶春、执壶、盘、碗这五大类外，还有一些带有官窑风范的造型为枫洞岩窑址所无。比如佳士得纽约2007年春拍“龙泉刻花盏托（拍品号：291，直径18.6cm）”，佳士得香港2011春拍“明初龙泉刻花盏托（拍品号：176，直径19cm）”，以及大英博物馆的一件同类器（直径19cm），也有一件这类盏托多作八出菱口式，托面如置圈足，满饰刻花，无论纹样器式，均与景德镇珠山东门头洪武地层出土的青花、釉里红盏（杯）托相一致，应属明初龙泉官窑之作。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有一件“明龙泉窑海水五爪龙纹梅瓶”，其式样不见于大窑枫洞岩窑址所出的官窑梅瓶，尺寸亦较小，高度只有21.6厘米，整个造型风格与同时期的景德镇官窑梅瓶相一致。很显然，明初龙泉官窑的规模不止枫洞岩一处窑址，应该还存在其他的烧造工场。

对于明初龙泉官窑的关注和研究虽已升温，但我认为仍只是一个开端，尚待深入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笔者在《发现：大明处州龙泉官窑》中提出，明初龙泉官窑器的重要用途之一是祭祀，“大盘和墩碗是两类重要的祭祀实用器”，对于此观点的论证，在今天看来虽有欠严谨，但仍具有探讨意义。

一是这几年笔者在大量翻阅涉及明初龙泉青瓷的文献记载中发现，不少地方志中提到文庙祭器用处州青瓷。如《光绪平湖县志》卷三·祭器：“宣德时始置文庙祭器。俱用处州青瓷。（雍正初尚存酒海一）万历九年毁于火。二十二年知县黄焰教谕吴锡德更置以木”。《民国崇明县志》卷十一·人物志：“张琏字廷器。宣德十年拔贡生。官浙江处州府同知。甚洽民心……先是邑文庙祭器未具。琏置处州窑器为用。后毁于倭难”。还有一些县志提及明代学宫祭器、儒学祭器用“青瓷”、“青器”，亦很可能指龙泉青瓷。这些记载，似乎说明用龙泉青瓷作祭器是一种风尚惯例，其源头很可能来自朝廷的祭祀用具制度。

其次是基于对器物本身特质的认识。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是，大盘墩碗之类的硕大造型，以及纹饰繁缛的植物纹特色，均与伊斯兰文化生活习俗有关，所以明初龙泉官窑器主要是面向中西亚伊斯兰国家的对外赏赉瓷。笔者在整理分析这批官窑瓷片时最初也持这一思路。龙泉窑生产伊斯兰风格器物元代就已出现，这一点朱伯谦老师《龙泉窑》一书中已有相关论述。但实际上，元代器物无论胎质、尺寸远不及明代的厚重与硕大，植物纹也不突出。而厚重性几乎贯穿于有明一代的龙泉窑，比如高濂《遵生八笺》评价当时的龙泉窑青瓷：“制不甚雅，仅可适用，种种器具，制不法古，而工匠亦拙，然而器质厚实，极耐磨弄，不易茅蔑”。该书成于万历十九年（1591年），已属明代中后期，龙泉窑质量下降，厚实耐用成为唯一的竞争优势。大尺寸器物烧制不易，需要技术支撑，以大环境及发展轨迹而言，明代龙泉窑的“大器化”既是一种发展，也是应对市场的方向性选择。大盘大碗不能简单和伊斯兰生活习俗画上等号。

若纵向追溯，较大尺寸的碗和盘子之类在南宋官窑器中也能看到，而繁缛的植物纹刻花在宋金定窑器中已见端倪。对于南宋官窑器，笔者一直认为，之所以采用黑胎是指向特殊用途的，除了满足陈设器复古好雅的审美追求，烧出如青铜器般铮铮铁骨的效果更是为了代替青铜器用以祭祀，这是器物特质本身所反映出来的信息，黑胎易开片的瓷器根本不适用于生活饮食。从这一层面来说，明代龙泉官窑器与南宋官窑器有相通之处，明初龙泉官窑器的烧制首先是出于较重要的祭祀目的而非对外赏赉，即使有对外赏赉，那也是次要的。

实物方面，1973年安徽省合肥市明陈闻墓出土的缠枝牡丹纹玉壶春瓶是一件典型的明龙泉官窑青瓷，两岸故宫博物院有与此纹饰、尺寸一致的相同藏品，这就说明龙泉官窑器也用于对内赏赉。另外，笔者曾见到一件署有“内府”字样的梅瓶残件，“内府”二字为釉下刻款，虽残缺严重，仍可判断为明初龙泉官窑器。“内府”梅瓶是景德镇御窑厂专门为宫廷内府烧造的器物，传世有收藏于南京市博物馆和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的景德镇“内府”白釉梅瓶可资对照。这无疑说明龙泉官窑器也为皇宫内廷所用。

除了数量突出的大盘墩碗，明初龙泉官窑器在品种上的另一个特点是“酒器”居多，这一点笔者早在《发现：大明处州龙泉官窑》一书中已提出过，今天看来是更加鲜明的，前述提到刻饰五爪龙纹的高足杯、匜式盂、梅瓶均是酒器，龙纹碗亦有可能用作酒盏，加上玉壶春瓶及玉壶春式执壶，酒器品种占了大部分，其中玉壶春瓶、匜式盂、盘盏还是流行于元代的酒器组合，这说明，明初皇室的一些器用内容沿袭了元代。明初龙泉官窑器的出现绝非凭空而来，而与之相承的元代贡瓷或官瓷目前仍是一个空白。

明初龙泉官窑器给我的震撼一直如烙印般深刻，近年来收藏重心虽不在此，却每有由此及彼的感悟。我始终相信，龙泉窑的博大精深，既需要将之置于社会史、文化史、陶瓷史等层面加以宏观思考，又需要拿着放大镜琢磨每一个细节。而随着各方面研究的深入，明初龙泉官窑器必将呈现出更为清晰的面貌，更为丰厚的内涵。

因产区在浙江龙泉市为得名的龙泉窑，在历代的发展中几经变化。从唐代就开始烧造的龙泉窑，以其釉色和造型被世人们所爱，宋元明是龙泉窑烧造的盛期，其中尤以南宋时期最为鼎盛。由保利艺术博物馆、丽水市博物馆、丽水市处州青瓷博物馆联合主办的《远山晚翠——龙泉青瓷精品展》，于5月20日在保利艺术博物馆开幕。展览展出宋、元、明三代龙泉青瓷精品80余件，还设计“古董-家”特别展区和明代龙泉瓷片触摸体验环节。“古董-家”特展区中两个样板间吸引不少观众的目光，北欧大师风格的现代家居与中国古典明式家居相碰撞，用青瓷装饰作为贯穿主题，让观众体验到不同文化中共有的“极简”审美特征。展览将持续至6月10日。

“龙泉窑在南方地区是非常有名的，实际上包括在日本等地区的流传也是有渊源的，但是这几年在北方地区，龙泉窑的展览比较少，能够看到的精品也相对比较少，这次保利艺术博物馆也是有幸和浙江丽水市博物馆以及丽水市处州博物馆一起来举办这个展览，让北方的瓷器爱好者也能看到龙泉窑的精品。”保利艺术博物馆副馆长万利群强调，“在这次的展览中我们也拿出了比如龙泉窑双鱼耳瓶以及明代官窑的龙泉梅瓶等。另外为了配合这次的展览，保利艺术博物馆还推出了一系列的公益性质的讲座，以及一些亲子教育等，让观众更加近距离的接触到龙泉窑。”

“从整个中国古陶瓷发展史来看，青瓷是中国瓷器的鼻祖，龙泉窑也堪称青瓷的集大成者。”丽水市处州青瓷博物馆馆长叶英挺告诉记者，“龙泉窑的兴盛时间相对来说比较晚，宋室南迁给龙泉窑带来很大的发展机遇，龙泉窑的影响力是从南宋开始大为提升的，我们现在看到古籍上对龙泉窑的记载，最早就是南宋的文献。在它之前南方有越窑，瓯窑等，北方汝窑、耀州窑等，龙泉窑是后来居上。”相对于景德镇，龙泉青瓷的价值一直被低估。叶英挺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最大的原因，龙泉窑核心产区在明后期断烧，核心技术一度失传，影响到传承和认知，而景德镇明清官窑地位奠定其知名度。他指出，龙泉窑和景德镇的产品是不一样的，龙泉窑一直烧青瓷，景德镇先是影青瓷、后来有白瓷、青花、釉里红乃至后来各种颜色釉彩瓷，品种非常丰富。龙泉窑的发展高峰是宋元到明初，景德镇的辉煌历史跨越元明清，两者在时间段上虽然有交集，但显然是不同的两条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