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煜辉：

中国虽然没有庞大的标准化的衍生品市场，但中国有很多灰色的抽屉协议和配资的交易结构，那里面藏着很多杠杆，它们像一根根灰色的吸血管扎入到低效率的正规金融体系。金融管理层要实时地监控到金融市场真实的运行状态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今天银行做一笔10个亿的委外投资，可能要形成40个亿的资产规模，才能做平这一交易结构的成本。

陈颖：

在我国，来自社会公众的银行理财资金和保险资金都参与了杠杆并购，变相发挥了类似于美国市场中“高收益债券”的作用，却并没有切实执行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期限错配现象。因而，金融监管部门应加强杠杆并购中资金来源的投资者适当性要求。

张连起：

国有企业领域的制度供给成为短板。例如东北地区已经饱受国有企业比重过高，没有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国有和民营两者发展不平衡，衰落变得不可避免。很多地方国企巨亏，政府要用财政补贴等支撑其活着。现在地方政府只是简单地把鸡蛋放到自己的篮子里，而不管自己的篮子能否孵化出小鸡来。

董登新：

央企并购必须做好两手准备：一是资产重组，突出主业，剥离副业；二是人员精减，业务人员及行政管理人员需要相应裁员或转岗。去产能是央企并购的根本宗旨和主要目的，撇开“去产能”的任何央企并购重组，意义不大。

杨国英：

政策透明度是成熟汇率市场的重要特征，也是市场监管当局自信的表现，就中国而言，提高政策透明度无论对于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还是在此基础之上的人民币国际化，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而当下，为了防止更多来自市场的政策误读，央行需要更加注重与市场沟通的策略，相比被动的市场干预，这种方式更加合理，其积极作用也不容忽视。

周天勇：

可以从环保产业中寻求经济新动能。节能减排，治理城乡空气、水体和垃圾污染，恢复生态和环境，视力度大小和程度的不同，经济增长的损失会在0.5到1.5个百分点之间。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换一个思路，将治理和恢复当作产业发展，则会从GDP损失，转变为新的GDP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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