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社科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和《经济参考报》联合主办的双月座谈会日前在京举行。国务院研究室司长刘应杰、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中国社科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迎秋等专家围绕“新动能推动新发展：机会与挑战”发表主题演讲。

以发展新经济打造新增长发动机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新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上半年工业机器人增长28.2%，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88.7%，智能电视增长20.5%。“互联网+”加快与工业、服务业融合发展，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28.2%，快递业务增长55.4%。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发展，全国新设市场主体日均超过4万户，其中新登记企业日均1.4万户。凡是新经济、新动能发展好的地方，经济发展都保持了良好势头。加快发展新经济，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新旧发展动能接续转换，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选择。

第一，新经济发展正在带来经济社会的革命性变革。新经济是伴随新一轮科技和工业革命而产生的经济形态，其突出标志就是信息化和智能化，包括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4G通信等信息技术，智能机器人、3D打印、无人驾驶、柔性化生产、自动化管理等智能技术，表现为与此相联系而产生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随着信息化和智能化日新月异的发展，我们已进入一个“万物互联”的时代，电脑和手机成为高度集成的智能终端，直接影响到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新经济呈现出高智慧、轻资产、零成本、微行为、众力量等新特征，以其颠覆性技术、创造性破坏，不断催生经济新模式。互联网+、智能制造等广泛应用，虚拟与实体深度融合，正在形成新的生产方式、产业形态、商业模式，催生新的社会管理方式。越来越多的人融入到数字化新生活之中，网上定购、电子支付、网络互动、远程教育医疗等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电子政务、智能交通、智慧城市、智能家居等新发展，正在创造新的社会管理模式。

第二，我国发展新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制造大国，成为世界第二研发大国。以高铁、核能、通信等为代表的高端装备制造业，处于世界领先位置；超级计算、量子通信、光伏发电、基因工程等，都在世界高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我国还拥有市场规模优势，随着中等收入群体的不断扩大，已成为全世界最具活力和成长性的新兴大市场。全国已经有10个省区市、人口超过5亿人，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居民购买力和消费水平引起全世界的关注。我国的产业配套体系完整，基础设施发达，拥有发展新经济的综合性比较优势和众多支撑条件。新经济发展正呈现方兴未艾的良好态势。我国已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智能手机生产国和消费市场，移动电话用户超过13亿户，移动宽带用户7.85亿户，建成了全球最大规模的4G通信网络。我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电子商务和电子支付市场，成为全球最大的机器人和新能源汽车消费市场。2016年世界财富500强名单中，中国上榜企业有110家，占到1/5多，其中不少是与新经济相关的企业。以中车、华为、中兴、小米、阿里巴巴、腾讯、海尔、新松、大疆等一大批创新型企业为代表的新经济，表现出越来越强的国际竞争力。

第三，加快实施新经济发展国家战略。中国经济由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要突破发展的瓶颈制约和增长的“天花板”，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和工业革命机遇，实施新经济发展国家战略。一是加快发展新经济和改造提升传统经济并举，打造经济发展“双引擎”。如果把经济发展比作一列火车，过去的动力是蒸汽机，后来是内燃机，现在进入高铁时代需要高速动力。新经济是创新经济、信息经济、智慧经济、分享经济。我们要加快发展新经济、创造新经济，积极运用信息网络和智能化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经济，形成经济发展新动能。二是重点突破发展主导产业，培育壮大新经济产业集群。从两个方面选择突破口：一方面，大力发展“互联网+”经济，也就是信息经济、网络经济、数字经济。加快发展电子商务、电子金融、互联网工业、互联网服务业，打造新的农业、工业、服务业新模式和新产业体系。另一方面，大力发展智能制造产业，包括智能机器人、3D打印、柔性制造、无人驾驶、工业自动化等产业。三是深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点带面推广创新技术、经验和管理模式。现在，新经济发展超出人们的想像，一些创新产品充满奇思妙想。我们既要大力发展顶天立地的大型创新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又要积极发展铺天盖地的大量微创经济，促进众创、众筹、众扶、众包等大众参与型分享经济蓬勃发展。制定实施有效的鼓励支持政策，创新审慎包容性监管方式。四是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打造数据高速公路。加快建设光网城市，推进光纤进村入户，实现城乡宽带网络全覆盖。在加快普及4G通信的同时，及时研究布局5G通信规划建设，着力研究量子通信技术，要像建设高铁一样，确保中国“信息高铁”走在世界前列。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

以全面落实国民待遇推动民营经济新发展

之所以把落实国民待遇同民营经济联系起来，并且将其视为推动民营经济新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因为，相对于国有经济，民营经济事实上面临着诸多方面的差别待遇。正是这些差别待遇，构成了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现在应是彻底破除这些差别待遇、给民营经济全面落实国民待遇的时候了。

位居五大发展理念之首的是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既包括科技创新和理论创新，更包括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对于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一视同仁，实行无差别的制度安排便是一个亟待进行的制度创新。此其一。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在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内涵，从根本上解决沿袭依旧的针对不同所有制的差别待遇问题，让所有企业和居民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系打造一个现代国家应有的制度形态的必然要求。此其二。

相对于以往，本轮财税体制改革旨在建设的现代财政制度，其最重要的特征就在于公开、公平、公正。以“三公”为灵魂和标志，现代财政制度显然同差别待遇色彩浓重的现行“二元”财税体制不相容。以本轮财税体制改革为契机，改“二元”为“一元”财税体制已经进入快车道。此其三。

去年年末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城市发展新理念。比如，推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以实施居住证制度为抓手推动城镇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市工作必须同“三农”工作一起推动，形成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等等。这里讲的“人”或“人口”，不仅指自然人，也包括类如民营经济这样的法人。这些变化事实上直接挑战的是带有差别待遇印记的现行城市治理体系。此其四。

面对如此难得的机遇，基于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的目标，我们应当且可以做哪些战略选择？

第一，彻底改变二元经济社会体制格局。始自建国初期且至今未发生根本变化的二元经济社会体制，如城镇居民和农民（农民工）在劳动报酬、子女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方面存在的差别待遇，表面上似是户籍待遇差别，但其背后实质是所有制待遇差别。因为，在传统上，城镇居民大都是国有制单位的职工。对城镇居民和农民（农民工）的差别待遇，自然折射着对不同所有制的差别待遇。因而，从根本上改变现行的二元经济社会体制格局，以无差别的经济社会体制覆盖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将成为民营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极大推动力。

第二，最重要的是彻底改变二元财税体制。深一步看，二元的经济社会体制主要是通过二元财税体制表现出来并通过二元财税体制支撑的——在财政上实行不同所有制分治。税收收入的取得，实行的是私营经济的税负重于集体经济、集体经济的税负又重于国有经济的政策。财政支出的拨付，实行的是主要投向于国有部门、非国有部门很少或基本享受不到财政支出效益的原则。这些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进程，这种状况虽有些改变，但按照所有制性质的不同，对不同所有制实行不同的财税待遇，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被人们当作一种约定俗成的事情来看待的。因而，跳出有选择的而非全面的财政覆盖范围、有薄有厚而非一视同仁的财政待遇，彻底改变二元财税体制，从国有制财政走向多种所有制财政，可谓彻底改变二元经济社会体制格局的奠基之举。

第三，进一步深入实行简政放权。这是新一届政府面对创新驱动、转型启动新形势而实行的重要战略举措。现在的任务，是在过去三年实行简政放权既有成果的基础上再向前大大深入一步，真正按照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宗旨，通过负面清单等一系列操作，比照国有经济，赋予民营经济以范围更广、力度更大以及影响更为深刻的资源配置权。可以说，这是推动民营经济新发展的根本之策。

将这样一些理念、思想和战略放在今天的宏观背景下，还可以说，它们都属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只不过，这是一种可列入供给侧的制度供给。

注意到举凡重大的财税体制改革，往往发生于财政困难时期而非财政充裕时期。并且认识到随着财政收入增速急剧下滑、财政支出逆势增长、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规模加大，中国财政已呈现出大不相同于以往的困难境况，可以认为，随着有关财税改革的共识趋于达成、倒逼财税改革的因素逐步聚集、推动财税改革的力量加速孕育以及相关领域财税改革步伐的加快，把推动民营经济新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转换至全面落实对民营经济国民待遇的轨道上来，是可以选择也应当选择的一个必由之路。

中国社科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迎秋：

新动能之源与新发展之本

“新动能”是一个在经济发展“新常态”概念提出后出现的一个新概念。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均有论述。

2016年7月26日习近平在视察中国科技大学时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必须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要依靠创新，不断增加创新含量，把我国产业提升到中高端”。

李克强则多次阐释“新动能”。2016年4月15日李克强总理来北京大学国发院考察，听取技术升级汇报时，他则明确提及管理学、经济学中的“S型曲线”，即当旧动能增长乏力的时候，新的动能异军突起，就能够支撑起新的发展。资料显示，李克强总理自2015年3月20日视察工商总局开始讲“新动能”，到今年4月已不少于6次讲到这个问题。

一、“新动能”是针对“旧动能”而言的

综合理论界和领导层的阐释，不难理解：“新动能”是针对“旧动能”提出来的。一般认为，旧动能主要是指旧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推动方式，新动能则是指新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推动方式。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始终没有离开创新驱动，但更多和更主要的是依靠低成本劳动、粗放式投资和相对较低质量的外需拉动。人们通常把这些拉动力称之为“旧动能”。

从2010年我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国内资源继续支撑中国经济保持两位以上数字增长的能力已经明显不足，国际市场因美国次贷危机和后来的国际金融危机而陷入萎缩状态，从而也使外部需求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明显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寻求“新动能”、发掘“新动能”、运用“新动能”，并以此推动新发展问题便自然而然地提到了议事日程。

二、新动能之源

有没有一个完全不同于“旧动能”的“新动能”之源？我的回答是：“没有”。因为，从整个人类生存与发展之一般、普遍和经常化角度看，新旧动能之源归根结底就是一个，即人的需求。需求是人类一切经济社会生活的原生动力，或者说，是人的行为动机的根本来源。离开了人的需求的任何行为，本质上说都是不可能长期持续、有效存在的。因此，我们必须实实在在、老老实实地看到和承认，新动能之源仍然是需求。切不可不顾需求及其具体存在状态、盲目地谈论与需求毫无关系的其他“新动能”。

三、新动能之基本内涵

第一，改革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原动力的支撑之本。

第二，科学技术创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但实现技术创新的前提仍然是体制机制创新。

第三，正确处理“反垄断”与“倡集聚”的关系，才能切实做到充分发挥市场优化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积极配合与引导作用。

一方面，要看到，国企兼并重组可以做大，但逻辑上并不表示其一定能够做强。国资委提出三年内将85家中央企业管理层从5-6层压缩至3-4层以下、法人单位减少20%左右。这是一个重要改革目标，需要着力抓紧落实。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民营企业小、散、乱的现状迫切需要和必须尽快改变，要尽快把这里所说的通过股份合作、合资等方式“倡集聚”提到各级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议事日程上来，引导民营企业尽快做大做强。

第四，还要正确处理新创业与已在业企业和个人的关系，切实保证在业者在充分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重点是鼓励在业者主动放弃“夕阳性的产业传统”，积极倡导“传统产业的技术更新、升级与换代”。

第五，更要明确“创新”不仅是技术层面的事情，同时是体制机制、市场、组织和管理层面的事情。只有这两个面的创新及其有效配合，才能形成推动经济新发展的“新动能”。

第六，要着力通过供给侧高端化满足需求侧高级化要求，借助需求侧的高级化推动国民经济新发展。这里所说供给侧高端化，既包括消费品和投资品供给的高端化，也包括投资方向与结构选择与实施的科学化与高端化，还包括出口与进口的合理搭配、正确处理及其与人民币国际化科学安排与实施的高端化。

结论：新发展推动之本是新动能。新动能的形成及其推动的实现要如同习近平总书记所总结指出的那样，“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在“着力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的过程中“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总体 跃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