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临摹到原创，从油画到艺术衍生品，深圳大芬油画村里成长起来的银波艺术品有限公司，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如今年销售额已经达到了8000万元，成为大芬村应对一次次危机最具代表性的画企。

然而，该公司创办者栾立银却说，在近二十年的经营中，并没有感觉到自己遇到过什么大的危机。仔细了解银波艺术的经营之路发现，敏锐地捕捉艺术市场潮流，在危机尚未出现之前主动调整经营重点，正是其经商之道。正因如此，每当国际经济形势变动波及大芬村，在所谓的危机面前，当他人焦头烂额为生存而挣扎时，银波艺术却能表现得从容淡定并借此机会发展壮大自己。

第一次转型：

跟随国际画风潮流进行创作

栾立银1997年从高校离职走进大芬村创办银波艺术品公司时，并不知道三年后自己会弃“艺”从“商”，更不知道自己的画企如今会成为大芬村转型升级的代表。

在创业最初的三年，栾立银带着一些学生忙于完成来自香港画企的订单——临摹蒙娜丽莎等世界名画。学生画好之后，他进行修改，“就像修改作业一样”。

起初，栾立银的目标是做个艺术家，后来为了改善生活状况，尝试着一边画画做艺术，一边卖画做生意。但三年后，他发现自己无法兼顾艺术和生意，于是决定“干脆专心做个画商，看看这个行业有没有发展前途”。自此，画画只是他的爱好，艺术品经营成了他的主业。

在亚洲金融危机影响逐步显现的过程中，临摹高仿的油画销量开始下滑。下滑苗头出现之时，栾立银就敏感地感觉到了这一变化。虽然当时生意还不错，但他已开始着手开发新产品了。

在美国看展览时，他发现美国抽象派画家马克？罗斯科的矩形色块抽象画当时很受国际市场追捧。回国后，栾立银开始借鉴马克？罗斯科的画风，大量制作由两三个排列着的矩形色块构成的抽象画作。“1000多元一幅，80%的利润，‘三条杠’组合让全球的客户排队来买我们的产品。”

栾立银认为，简单的“三条杠”作品之所以畅销，是因为它能与空间很好地结合，不论是挂在客厅墙上，还是摆放在咖啡厅里，都会让空间看起来简约大方。与一些画家具有思想性和技巧性的油画不同，“三条杠”作品不在乎画得好与坏，只在乎商业价值。“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我们卖的是放在店里销售的生活装饰品，而不是能体现艺术家的喜怒哀乐但只能挂在博物馆里的艺术展示品。感动艺术家的作品不一定能感动客户。”

第二次转型：

从油画到“印+画”

“三条杠”画风虽然受到了国际市场的认可，让银波艺术大赚了一笔，但也因易模仿而迅速被大芬油画村其他画企所采用，竞争对手越来越多。相伴而来的，还有世界金融危机导致欧美市场购买力下降的经济形势。

在世界金融危机波及大芬村最严重的2009年，银波艺术又早于其他画企找到了转型方向，进口了20多台数码打印机，在大芬村率先开始了“印+画”的作品模式。

“印+画”的制作方法是，先把一幅画打印出来，再用颜料覆盖，不需要颜料覆盖的地方就涂一层透明的基底膏，能透出下面的颜色。一般来说，近景需要颜料覆盖，覆盖的面积取决于价格。如果纯手工绘画，一幅《最后的晚餐》的价格可以达到几万元，所以很多对画作要求不高的客商选择“印+画”。“印+画”的特点是图案的形准、色正，标准化程度高，很受商场、酒店和家居市场的欢迎。

“先印刷，再绘画的方式，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且比纯手绘画降低至少三分之二的成本。这种售价仅为纯手绘画一半的‘印+画’作品，适应了当时经济不景气的市场环境，公司的实际利润反而比做纯手绘画更高。”栾立银说。

第三次转型：

尊重原创，开发艺术衍生品

在栾立银的工作室内，摆放着色彩缤纷的猴子雕塑、印有飞天小马的盘子和印有戴墨镜的皇帝头像的靠垫。“这些都是二次创作的结晶。”栾立银说，这些图案都出自画家的油画作品，他通过与画家的版权合作，把这些图案“请”下画布，制作成各种衍生品。

在大芬村多年的原创作品探索让栾立银意识到版权合作的重要性。2014年，他看中了画家陈万一油画中的熊猫形象，买下了熊猫的版权，将这只呆萌的熊猫制作成形形色色的摆件，销售收入的10%归陈万一所有。这是他第一次与画家进行版权合作。

目前，银波艺术已经与四十多位艺术家进行了版权合作，让各式各样的绘画元素走下画布，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除了版权合作，栾立银每年还设计一款生肖艺术品。他展示了龙、蛇、马、羊、猴等摆件，个个“穿戴”着当年最流行的颜色和图案。栾立银说，这几种生肖中，马最受市场欢迎，至今已经卖出了六七十万件。明年，他打算把鸡做成仪仗队队长的形象，“大腹便便，非常搞笑”。

金融危机以来，美欧市场持续低迷，将一批大芬村企业淘汰出局。因为坚持版权合作和作品原创，银波艺术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反而越做越强：画工由380多人减少到不足100人，但年销售额却由几百万元逐步增长至8000多万元。

栾立银说，油画的市场容量是有限的，水永远向低处流，现在越来越多的订单都流向成本更低的越南等地。要形成自己的优势，关键是想办法把油画产业链拉长、拉宽，让油画作品在衍生品里得到新生，而核心是要形成市场认可的原创能力。这是他在多年经商经验中摸索出来的生存之道。

2007年，栾立银曾计划把国外艺术家设计的平面作品带到中国来。本来双方已经谈妥，但是对方回国以后就反悔了，理由是担心中国人抄袭自己的作品。这件事情给了他很大打击，让他开始真正意识到版权保护的重要性。“没有一个保护版权的环境，外国人都不带你玩。”

而广交会上的一次所见，让栾立银获得了转型灵感。当时，他发现广交会上有一个区域是专门做文化产业版权交易的。但在那里他看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出售方式：“中国人卖画是一幅一幅地卖，而外国人则是把一幅画一部分一部分地卖。外国人的出售模式让我真正看到了画里的商机。”

他说，有一个外国人拿着一张A4纸大小的画，一个图案一个图案地指给他看：“这个图案可以用在家居饰品上面，这个可以用在婴儿服装上面，这个可以用在陶瓷饰品上面。”然后这个外国人把图案授权给一家家企业，企业交了版权费之后，就得到了图案的电子文件。

“他把一幅画拆分成很多不同用途的图案以后，每一个图案的版权都不是很贵，但是作品的价值实现了最大化。”栾立银说，大芬艺术家可以从中得到很大启发，把自己的油画进行二次创作，做成衍生品，并且在此过程中形成版权保护。

“知识产权是文化产业最核心的竞争力，如果是山寨、抄袭、临摹、复制，将来一定行不通的。大芬村艺术家应该在模仿中学习，在学习中成长，而不是一味地临摹和模仿。那样，会把自己的路堵死。”他说，“知识产权在这个行业里越来越重要，有了市场认可的原创能力才有产品的定价权，不再和其他人比价，打价格战，挣微薄的画费。”

大芬蜕变：

走向“大文创”产业形态

栾立银的转型之路是大芬村转型过程的缩影。世界经济的每一次颤动都在大芬村里得到回应。这个1989年开始发展油画并以此闻名的村子，走在临摹复制世界名画的路上，遭遇着每一轮经济危机的洗礼，并在洗礼中寻找生机。

当前严峻复杂的外贸形势，正在倒逼大芬进行产业升级，从打价格战的临摹复制转向寻求自主定价权的原创产权。

但对于大芬村而言，整个产业的转型过程绝不会像银波艺术转型那么顺利，产业的分化愈发明显：大量原本轻轻松松靠复制临摹就能赚大钱的画工，如今仅能勉强维持生计，甚至接不到订单。而与此相对的是，一批发展原创，紧随市场需求及时调整画风、画质的画企成长了起来，销售额不减反增。

“一开始，我们卖的油画都是复制临摹品，销量不错。但是走到今天，活得好的，都是懂得创新的企业，固守陈规的都倒下了。”栾立银说，“大浪淘沙，适者生存。这是市场的法则，也是中国经济不断升级换代的内在动因。”大芬油画村管理办公室主任刘亚菁说。

数据显示，尽管欧美市场订单萎缩，但缩减的大多是对低品质临摹复制油画的需求。近几年，大芬村的年产值一直维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平。但不同之处在于，原先分散的订单，如今越来越集中在一些更具创新力的画企手中。

起步于临摹复制的大芬村，如今更关注原创，而原创能力也是导致上述产业分化现象的主因。调查显示，原创作品已占大芬油画产量的20%至30%。2016年7月，35幅大芬原创油画作品现身第三届戛纳中国文化艺术节。

每一次转型，大芬村的街景风格也随之变换。从以往的堆满油画、画框的小型店面，到以原创为主的画家工作室和以展示为主的美术馆，再到以原创油画展示和交易为核心的咖啡画廊和酒吧画廊……

“每一次主流产品出现变化，街景也会出现变化。这是大芬不断转型、不断升级的外在表现。”刘亚菁说。

刘亚菁告诉记者，未来三至五年内，大芬村周边将会出现包括油画博物馆、专业演出剧场、油画培训中心及酒店等大型配套设施。“我们计划把这个城中村打造成国际化的集油画生产、交易、展览中心、油画培训基地和油画旅游于一身的小镇。”

“未来应该让‘大芬油画村’变成我们的品牌，成为撬动整个‘大文创’的杠杆。”在栾立银看来，未来大芬油画产业将只占全村的20%-30%，带动全村形成“大文创”，包括艺术酒店、艺术主题餐饮、非遗表演、衍生品销售等等。“这一点很多人不理解，可是放眼望去，各行各业都在跨界发展，文化产业还要固守成规吗？”

在栾立银大芬村未来的设想中，客人来大芬村不是为了买一幅画，而是为了体验大芬的艺术氛围，白天在大芬村欣赏艺术品、体验画油画、制作陶器、观看艺术表演，晚上在咖啡厅也许还能遇到艺术家聊聊天。

如今，银波艺术的工作重心已经拓展到公共艺术空间的设计和运营上了。位于深圳横岗、占地6000平方米的“2013文化创客园”就是由他设计并运营的。

“每一次危机，都是我们蜕变的机遇。化危为机，不断沉淀，不断创新，这就是中国式转型。”栾立银微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