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近日走访了山东、安徽、吉林、湖北、陕西、山西等10余省份上百名农民发现，农民进城态度大体可分为“三个‘三分之一’”，即三分之一拥护，三分之一中立，三分之一反对（其中部分农民尚能转化为拥护或中立）。在这背后，由于就业不稳定、担心失去多项财产权益、子女入学难一系列现实问题，一些农民在进城、“上楼”时顾虑重重，表面上看似不愿，实则是“不敢”。

对此，专家学者和基层干部认为，在推动城镇化过程中应树立宜农则农、宜城则城的理念，采取妥善措施打消进城农民的后顾之忧，同时充分尊重农民自主定居的权利，不能让农业转移人口“被落户”“被上楼”。

农民对进城态度分化

有农民表示，只要经济收入上得去、社区配套设施完善、搬迁过程中利益不受损，哪个农民不愿意上楼？

今年38岁的王金花原来住在山西省孝义市梧桐镇中王屯村，梧桐镇曾因全国首个环保区域限批“黄牌”而闻名，镇域总面积35.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星罗棋布存在着2000多个焦化厂。当地村民调侃，这里“烟囱比树多”“鸟过梧桐变乌鸦”。

为改善村民的生活环境，梧桐镇在孝义市率先进行移民搬迁，在城郊建设移民新区。2012年冬天，王金花在梧桐新区以1000元／平方米的价格买了一套90多平方米的楼房，又通过农村旧屋置换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楼房。“以前我们一家四口和公公婆婆住在一个五孔窑洞里，村里也没有个干净处，空气中都是一股焦化味，呛得不行。你看现在家里这条件，感觉跟做梦一样。”记者看到，新房虽然装修简单，但家电设施一应俱全，周边环境也很优美。

山东省德州市临邑县临邑镇洪马村是德州市首个整村搬迁上楼的回族村。记者在这里看到，十几栋六层高的楼房错落有致，周边不仅幼儿园、小学、养老院、社区服务中心、养殖小区等生产生活设施一应俱全，还配套建设了临邑县最大的清真寺。“以前我们村家家户户是‘东屋厨房，西屋养羊，北屋住人’，现在住上了干净敞亮的楼房。我在新社区里开了个小卖部，一个月还能多挣千把块钱。”洪马村村民李建设告诉记者。

记者近日随机走访了山东、安徽、吉林、湖北、陕西、山西等10余省份上百名农民发现，多数农民对于“上楼”持欢迎态度。他们表示，农民祖祖辈辈都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做梦都想着能“跳出农门，迈进城门”。

多地基层干部都向记者谈起，农民一开始对上楼态度有个大概的“三个‘三分之一’”规律，即三分之一农民积极拥护，包括青壮年农民、有城市生活经历农民、较高学历农民、富裕农民等群体；三分之一农民中立，觉得上楼也行不上楼也行，上不上楼“随大流”；三分之一农民反对，包括老弱病残农民、收入较低农民等群体。并且，只要基层干部再做做相关工作，反对的“三分之一”中不少农民还能够转化成拥护或者中立，到最后还一直反对上楼的农民基本少于总人数的5％。

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共同发布的“中西部农民向城镇转移意愿分布”调查数据显示，受访农民中“很想”占11.83％，“比较想”占21.73％，“一般”占17.45％，“不太想”占24.82％，“完全不想”占24.13％。

“逆城镇化”现象开始出现

“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好日子”是农民千百年的梦想，但为何有些农民不愿意进城？

据中国城镇化促进会统计，我国每年农民工外出的增长速度从2005年至2010年间的年均4％下降至2014年的1.3％，2015上半年仅有0.1％。同时，40岁以上的农民工所占比重从2008年的30％提高到了2014年的43.5％。农民工回乡意愿有所增强，“逆城镇化”现象开始出现。

在记者随机采访的不愿进城农民当中，大体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虽然向往城市生活，但因为到城镇就业不稳定、担心失去多项财产权益、子女入学难、生活成本高、遭人歧视、拆迁过程中经济利益受损等因素，进城、“上楼”时顾虑重重，表面上看是不愿，实则是“不敢”。

第二类，喜欢住传统农房，因为方便养鸡养鸭、放置农具、不用爬楼等。山东省夏津县齐庄村一位村民说，齐庄村约有310多口人，2012年开始搞城镇化建设，让农民上楼居住，虽然不少人已经搬进楼房居住，但并不情愿，包括他在内。他今年60多岁了，腿脚也不灵便，还是住平房方便。另外，大多数农民依然务农，他住在楼房农机具根本没地方放，想养些鸡鸭鹅都没法养。

第三类，部分农村已经“优于”一般城镇。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野店镇毛坪村村民刘宗山种了3亩果园，还开办了一家农家乐，一年收入至少10万余元。“农村生活可比城里‘恣（舒服）多了’。”刘宗山说，水、电、暖、气全通了不说，上学、看病、办事都能“不出村”，想去哪里逛逛开上车就走，城里优越条件村里一样不少，还比城里强不少。“我这样带院子的三层楼房、3亩摇钱树一样的果园、农村清新的空气、不受管束自由自在的生活，有几个城里人能享受到？”

城镇化面临多重挑战

多名专家学者、干部群众反映，今后一段时间，我国城镇化可能面临速度降低、“二元社会”变“三元社会”、部分中小城市吸引力下降等多个新挑战。

一是城镇化“降速”，将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国家发改委预计，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城镇化速度将有所放缓，将从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根据十三五规划，未来五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需提高3.9个百分点，户籍人口城镇化率需提高5.1个百分点。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助理陈杰等专家研究发现，2000年至2012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年均增加1.36个百分点，随后城镇化率开始“减速”。2013年仅增加1.16个百分点，2014年更进一步降低到1.04个百分点。按照国际经验，城镇化率在50％至70％本应属于城镇化加速期，这时候出现城镇化进程放慢是不可思议的，也对完成十三五规划目标增添诸多不确定性。

二是大量农民工至今难以完全融入城市，“二元社会”不仅难以实现“城乡一体化”，未来还有变为“三元社会”的危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赵俊超等专家认为，2015年，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77亿人，他们和家人虽然已经事实上在城镇生活，但无法有效融入城镇社会。特别是在一些农民工大量流入地区，在原有城镇居民群体之外，又出现一个数目庞大、相对封闭的农民工群体，和原来的城镇、农村两大群体形成“鼎足之势”，这一现象被称为“三元社会”。

还有专家指出，从绝大部分农民工的各种权利保障与福利待遇来看，他们只是在城市“挣钱”维持生存和温饱，只是在很浅、很低的层次上住在城市。他们一般生活在工友和同乡构成的小圈子中，在同质性圈子中工作、生活和消费，根本谈不上在城市深度的经济融入、政治融入和社会融入。

三是部分中小城市吸引力下降，农民进城落户意愿持续走低。记者在多地调研发现，除省会城市外，不少地市、县城城区落户门槛全部放开，但农民进城落户意愿持续走低。作为全国新型城镇化两个省级试点之一，安徽16个地级市实施农民进城落户“零门槛”，但一年来芜湖、阜阳、宿州等地级市城区新增落户人口均不超过7000人，其中户籍人口600万人的宿州市，一年来城区落户人口仅2927人。

湖北宜城市一次抽样调查显示，当地70％农民有迁到城市居住的意愿，但不愿意迁入户口。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研究所原所长肖金成等多名专家反映，由于部分地区中小城市吸引力弱化，一些农民不愿意落户进城，导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间差距不断拉大，农民就地就近城镇化难度将进一步增大。

打消农民的后顾之忧

多名基层干部群众认为，需要分类施策解决好城镇化进程中的各种问题，尤其是要打消进城农民的后顾之忧。

对于不愿进城农民，有关部门还是要围绕农民最关心的重点领域持续发力，打消农民进城的后顾之忧。山西、陕西、河北等地农民反映，就业、教育、医疗、社保、户籍、住房等各项待遇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就是教育和社保。

“工作可以自己找，房子可以自己买，一年病不了几次并且大病还有新农合，户口有了更好没有就先用暂住证，最让人揪心的就是孩子上学和自己的社会保障，这两项除了靠国家来解决外，个人是一点办法也没有。”陕西省柞水县营盘镇朱家湾村村委会副主任石家学说。

另外，要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绝对不能搞强迫命令。在城镇化过程中要切实尊重农民意愿，充分尊重群众自主定居的权利，让他们自己选择，不搞强迫命令“逼”农民进城，不能让农业转移人口“被落户”“被上楼”，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部分基层干部群众认为，在城镇化过程中应宜农则农、宜城则城，摒弃视城镇为先进，视农村为落后的观点。现在那种不顾群众意愿，强行推动“农民上楼”、“农民进城”的做法是不对的。与此同时，在城镇化规划过程中，应当充分听取群众意见，避免少数领导干部或专家从某种所谓高大上的理念出发，一厢情愿地推动城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