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角新颖的经济史

□刘英团

不以经济论经济，方能跳出“历史虚无主义”的彀中。“我们要研究中国政治史，或社会史，或经济史，只当在文化传统之一体性中来做研究，不可各别分割。”《中国社会经济史讲稿》作为直接产生于钱穆在新亚任教课程的著述，不仅有新颖的视角，更充分彰显钱穆治学的严谨与笃实。讲述社会经济史，钱穆直陈弊病：“过去中国学者研究历史之缺点为：一、史学与经济学不兼通。二、用西洋历史模式结论套入中国历史中。”

钱穆不但惯从史学角度谈经济，从文化视野看中国，钱穆“做学问（还）兼顾义理、考据与辞章，三者不偏废”。在《中国社会经济史讲稿》里，钱穆不但提纲挈领地论述了由史前（上古）至明清时代中国社会的经济情况与财政政策，还从纵横两个角度梳理、考察了历朝历代的土地制度、财税制度、货币制度、社会阶级等方面的起承转合，以及每一历史时期的农业与工商业、经济与社会、政治、文化、思想乃至军事、法律、宗教等领域之间的勾连互动，以明了经济盛衰、王朝兴替、政策得失。在谈到唐代经济时，钱穆不但“旁征博引、信手拈来”《资治通鉴》、《唐六典》、《唐律》、《世界史史纲》、《太平广记》、《乐府杂事》等文献典籍和李杜、柳宗元、陆贽、刘禹锡等诗词歌赋以“释疑入题”，还做到“博古、知时、达变”。

经济出了问题，不一定是经济本身的问题，而很可能是其他因素所致。匈牙利政治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说，“近代以来，与经济嵌入到社会关系相反，社会关系被嵌入经济体系之中了。”“文化无高下，制度有高低”是一种理想状态，如何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取舍，曾是钱穆那代人的人生难题，当下也难以回避。钱穆不是站在经济学的角度讲经济史，而是站在整个历史的角度讲经济史。所以，尽管钱穆并非经济史专题研究者，但钱穆对中国社会经济行为规律本质的探究，以及对人类集体命运所进行的哲学思考，颇有“纵横古今”之气象。

“今日中国社会传统架构已被毁。而其基础，则两三千年来，深埋厚筑，急切尤难挖掘净尽。此下之中国社会，将成何态，非有高见卓识深谋远虑之士，难窥其仿佛。”重读钱穆的《中国社会经济史讲稿》，对我们反省中国经济社会所曾走过的道路，重新定位或寻找中国经济社会新的发展方向，会有许多的启示。正如钱穆所言，“我们治中国经济史，须不忘其乃在全部文化体系中来此表现。若专从经济看经济，则至少不足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史”。

儒商伦理与民国实业

□赵青新

重建中国式的管理制度和企业文化，就必须追寻“中国现代工商文明的起源”。作为《民国商人》的副标题，正是作者傅国涌这本书的宗旨。该书以编年体形式，从1912-1949每年选取重要个案，在事件与人物有机组合中，突出民国企业的经营之道以及整个实业家群体的共同品质。

个案的叙述勾画出不同画面：1916年5月，以张公权为领导的中国银行抗拒袁世凯的停兑令，坚持为民众的挤兑风潮买单，“上海中国银行之钞票信用，从此日益昭著。”；“顾客永远是对的！”最早出现在1931年南京路霓虹灯上，那是郭泉兄弟创办的永安纱厂服务宗旨；荣氏企业为何蒸蒸日上？科学管理、劳工自治、文化学习……工人就真正成了工厂的生命线。

人有千面，企业管理也有各异方式。但无一例外，这些企业的文化都深植于儒家精神。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儒家主流价值观讲究“以人为本”，沉淀于民族企业家的血脉之中，培育了他们“士魂商才”的儒商人格，让他们在逐利的同时，从未忘却“义”的存在。对中国民族企业而言，鲜明的“义利观”始终贯穿，如若两者发生矛盾，他们宁愿义无反顾地抛弃利益。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多数民国企业创立的初衷即是为了“实业报国”。中国士人长期接受儒家洗礼，修身治国平天下，乃是毕生宏愿。时逢乱世，江山飘摇，风雨如晦，黎民百姓在水火中挣扎。读他们的故事，你会觉得悲怆，他们不仅是拿着身家财富去赌一场结果叵测的局，更是怀着以身为祭的慈悲心去赴一趟不能回头的路途。以国货与外资斗，有多么难？烽火之中，他们如何艰难地转移资产，实现企业界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去留之间，他们说不愿做“白华”，可是留下来的那些人，后来遭遇了什么？历史亏欠他们实在太多。

斯人已逝，记忆永存。毋庸置疑，他们的身影已经嵌入中国的历史进程，他们开创的现代工商文明道路，尽管曲折反复，但文化的魅力正在于其绵延而星火不息。儒家文化是中国的主流传统，是中国文化的根脉所在。为什么经商？为什么办企业？如果一切都只为钱，毒奶粉、苏丹红、瘦肉精这些事件就会层出不穷。如果没有伦理规范，没有精神信仰，没有价值关怀，企业就没有人格，商业就丢了脊梁。身处这样环境中的人们，就会对生活、对未来失去信心。如果不理解儒商伦理，就可能在义利之间失去平衡，更无法理解当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

重塑儒家道德观，不仅是我们所需要的商业伦理，也是我们所需要继承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