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都已接近底部，但并不是真正触底，接近底部和真正触底是两回事。触底很可能是一个复杂过程，需要多次验证。如果宏观政策得当，供给侧改革有实质性进展，2017年经济实现触底，应该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企业、行业和地区分化，一批核心竞争力的企业脱颖而出，分化是升级的标志，实际上是一部分企业已经开始转型升级，而且转型升级、创新都是通过竞争逼出来的。中国不可能在所有行业都具有竞争优势，但必须要在一批产业上具有长期稳定的竞争优势。

●激发新增长动能要把一系列相关改革摆到优先位置：开放行政性垄断基础产业的准入；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等进入市场；完善竞争环境和政策，推动优胜劣汰、产业升级；进一步对内对外开放服务业；改革监管体制，调整相关利益格局，推动互联网+等新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进一步开放要素市场，促进创新要素的流动与聚集。重点是国企、土地、财税、金融、政府体制、对外开放等领域改革的实质性推进。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近日表示，中国经济现在已经非常接近中速增长的“底”，但是还没有探明。中速增长平台形成后，将可能持续5年-10年乃至更长时间，从而为实现2020年和更长一个时期的发展目标打下稳定基础。

中国经济回落已经接近底部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以后，过去6年处于一个回调的过程，这也是一个“转型再平衡”的过程。这6年还是中国经济由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阶段转入中速增长阶段的转换期。中国经济现在已经非常接近中速增长的“底”，但是还没有探明，或者说，中速增长的均衡点还没有找到，还将有一个探底的过程，仍面临着较大的增长下行压力。

中国经济触底主要看两个底部和三个指标。

首先是需求底。中国经济过去的高增长主要依托于高投资，高投资85%左右由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构成，而制造业投资较大程度上又直接依赖于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通俗地说，高投资触底，主要取决于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这三只“靴子”落地。

目前基础设施、出口已经大体触底，房地产正在触底过程之中，是近期增长回落的主要变量。

从供给侧来看，“去产能”要到位。有两个重要指标，一个就是工业品出厂价格PPI，目前来看，PPI在经历了54个月的负增长后逐步回升，已经恢复正增长；此外，工业企业盈利也已经回升，恢复了正增长。这两个指标也显示了供给端的调整。

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都已接近底部，但并不是真正触底，接近底部和真正触底是两回事。触底很可能是一个复杂过程，需要多次验证。如果宏观政策得当，供给侧改革有实质性进展，2017年经济实现触底，应该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最近我们都在讨论中国经济能否实现“L”型增长，过去6年往下走是“L”型左边，现在是触点，接下来怎么走？有些人一听触底，特别兴奋，认为接下来会反弹，最近有观点认为，未来会有7%甚至更高一点的增长速度。

我们的观点是，这种反转基本不可能。现在发生的变化实际上是两个不同平台之间的切换，并不是在原有的平台上面，这边上来，那边下去。所以，触底的确切含义是稳住了，不再下降，逐步走出一个中速增长的平台，这是“L”型的特点。

有人质疑中国经济触底后是否能够稳得住？会不会出现斜坡式持续下降。根据国际经验来看，中速增长平台一旦形成，将稳定在一个新的增长平台上，并且这个平台上持续5年—10年，乃至更长时间，从而为实现2020年和更长一个时期的发展目标打下稳定基础。

今后一两年是中国经济触底的关键期。不确定、不稳定性增加，主要有几个方面需要特别注意：

一是房地产泡沫或高位扭曲对创新、实体经济的影响。

二是金融风险。供给侧改革有五方面任务：“三去一降一补”，其中“三去”包括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前两个“去”效果比较明显，但是在“去杠杆”过程中，杠杆率仍在上升，所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在2017年工作相当靠前的位置。

三是国际经济形势走向，特别是“特朗普冲击”。大家都在讨论特朗普未来会干什么。我最近把他要做的事做了一个分析，发现有些事是互相矛盾的。比如，一方面要减税，另一方面要搞基础设施建设。减税后，搞基础设施建设的钱从哪儿来？此外，特朗普要求制造业回归美国。他的政策成功概率不会太高。虽然美国的土地、能源、物流成本等比中国低，但是中国的产业配套体系完备。美国政府可以把一些制造业搞回去，但是很难把整个产业链抓过去，产业链上配套的东西还要进口。而这正是中国这么多年来很重要的优势。

四是政策导向。当经济出现下行压力的时候，会不会采取过度宽松的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2017年房地产投资增速会下降，与房地产相关的一些行业因此会受到影响，所以大概在2017年年末经济可能会有一个回调压力。这个时候是坚持稳健中性还是多放水？放水太多对中国经济是不利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7年的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在实践中间能不能保持住？

从某种意义上说，目前中国经济正处在最困难、同时也最有希望看到转型成功曙光的时候。中速增长平台形成后，找到了新的均衡点，中国经济是可以稳得住的。

稳定改革预期激发经济增长新动能

经济增长进入中速增长平台后，能否稳得住、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新增长动能至关重要。在中速增长中推进新增长动能，这个动能来自哪里？我认为，新动能大部分还是传统的“老经济”加上新体制、新机制、新技术、新商业模式，把加法做好，新东西就出来了。具体来讲，大概有五个方面的新增长动能。

第一，行政性垄断的基础产业领域的改革、开放、竞争。如石油天然气、电力、电信、铁路、金融等产业的改革，将会带动新的大量有效投资，有效降低全社会的生产和运营成本，是最大的一项“降成本”举措。

第二，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带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动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的流转，但进展迟缓。这不但对稳定降低一线城市房价、疏解非首都功能至关重要，而且对大都市圈平衡发展、城乡协调发展、提高农民收入等都有重要作用。

第三，经济转型过程中通过企业分化而出现的优势企业成长。最近一段时间，形势在分化。6年前，十个不同行业的企业基本上都赚钱，而在经济下行过程中，有一部分企业赚钱，还有一部分企业不赚钱。企业、行业和地区分化，一批核心竞争力的企业脱颖而出，分化是升级的标志，实际上是一部分企业已经开始转型升级，而且转型升级、创新都是通过竞争逼出来的。中国不可能在所有行业都具有竞争优势，但必须要在一批产业上具有长期稳定的竞争优势。

第四，通过对外对内开放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优先领域包括生产性服务业，如研发、金融、物流、信息服务等；社会性服务业，如医疗卫生、教育、文化娱乐、体育等。进一步放宽准入，鼓励竞争，促进创新。对外开放的同时更要加大对内开放力度。

第五，互联网等新技术带动的实体经济优化配置，效率提升。网上购物、网约车，互联网加各种实体经济活动等提高了信息密度、减少信息不对称、大幅度优化资源配置，降低了社会成本。但是，面临着与现有监管管理体制、利益格局的冲突，体制和政策调整势在必行。

第六，前沿性创新带来的增长潜能，包括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中国与国际前沿的差距在缩小，少数领域能够并驾齐驱甚至局部领先。未来应通过要素流动形成创新性城市或区域创新中心，在基础研究、创造性自由探索研究等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都对体制和政策环境提出了更加挑战性的要求。

激发新增长动能对改革提出了紧迫要求。改革要坚持问题导向，与增长特别是形成新增长动能相配合。改革对不对、好不好，最终要通过发展成果来验证。经济触底期要坚持需求政策托底，主要通过深化供给侧改革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

激发新增长动能要把一系列相关改革摆到优先位置：开放行政性垄断基础产业的准入；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等进入市场；完善竞争环境和政策，推动优胜劣汰、产业升级；进一步对内对外开放服务业；改革监管体制，调整相关利益格局，推动互联网+等新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进一步开放要素市场，促进创新要素的流动与聚集。重点是国企、土地、财税、金融、政府体制、对外开放等领域改革的实质性推进。

顺应大都市圈加快发展的客观规律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并且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切中要害。

2015年下半年到2016年三季度，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房价暴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实际上，房地产历史需求峰值已经出现，我们研究发现，中国经济从2010年开始回调，一个很重要的制约因素就是长期来看，国内工业产品已经出现了历史需求的最大值或峰值。房地产已经出现了所谓的“天花板”。

中国的城市化在过去一两年出现明显回调与大都市圈加速成长有密切关系。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的核心城市，深圳、上海、北京等一些地方房价都在上涨，与此同时，另外一些地区，虽然经济增速放缓，但是房价也涨起来。现在一线、二线、三线、四线的城市需要注意，看一看自身是否处于大都市圈里头。在大都市圈里边的所谓三线、四线城市的房价可能还要涨，因为房子也不一定够。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还在加快，还有大量农民要进城，有些直奔广东、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所以大都市圈加快发展，这是一个全球性现象。美国、日本等都是大都市圈集中了大部分人口。特别是现在提倡创新，创新主要发生在人口聚集区，形成所谓聚集效应。大都市圈加快发展，表现在各种资源集中，特别是年轻人在这些地方集中。为什么？企业多，创业机会多，资源配置效率高，这是一个大的规律。

大都市圈发展有五个特征：第一，大都市圈有一个核心城市，然后有大片的小城镇，大集中、小分散。第二，在大都市圈内往往是有产业支持的，而且是有竞争力的产业，这样才会有更多的人在这里居住。第三，基础设施跟上去，公共服务要配套。第四，大都市圈内各种阶层的人口都有。第五，绿色、节能、节电。这是下一步发展大都市圈需要注意的。

现在关于城市，特别是以大都市圈为重点的中国新的城市化战略需要认真总结。要解决一线城市房价过高的问题，还是要顺应大都市圈加快发展的客观规律。这实际上是需求。这种需求短期之内可以把它压一压。但是从长期来讲也压不住，也不应该压。现在地方政府出台的很多抑制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的政策措施，大部分还是在抑制需求，这还是治标的办法。其实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治本。

第一，提高居民住宅用地占整个建设用地的比重。我国住宅用地比重严重偏低，过去几年，一些大城市居民住宅用地占整个建设用地的比重不到30%，我们前几年调查的结果是大概在23%左右。反观发达国家，例如首尔这个比例在65%，伦敦是55%。

第二，加快农村集体土地政策。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同等入市，同价流转。宅基地可以流转了，现在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就是小产权房的问题，如果在北京这些城市，小产权房能够以某种方式解禁，把该交的税交了，把该交的费交了。另外集体的宅基地能够流转。如果宅基地问题、小产权房问题能解决，房价还会这么高吗？十八届三中全会对集体建设用地的改革已经讲得很清楚，农村集体土地制度，包括建设用地同等入市，包括宅基地的流转，方向已经很明确了，这个改革不能再拖了。

第三，开征房地产税。通过开征房地产税，可以给地方政府开辟一个稳定的可持续的收入来源。当然，开征房地产税里面情况很复杂，将来会有很多政策涉及广大消费者的具体利益。怎么具体解决，都要拿出一个合情合理的办法来。征房地产税，可以说是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