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知名的共享办公空间WeWork近日宣布，将在上海最繁华的商业中心淮海路开设新店，这将是它进入中国市场7个月以来开设的第七家门店。超高的扩张速度与中国市场令人迷醉的市场潜力成正比。

WeWork正在改写中国的写字楼市场，为“分享经济”带来全新的基因。与众多追随竞争者打造的众创空间不同，WeWork将自己定义为空间产品提供者以及社区服务提供商。“我们不做‘二房东’。”WeWork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亚当·诺依曼说。

满足创业者对办公的需求

涂鉴彧以每月36000多元的价格，为他的创业团队在WeWork中国旗舰店租下一间办公室。“很酷，这里能满足创业者对办公的全部需求。”

威海路696号，这是WeWork在上海的中国旗舰店。这个可以容纳1300人联合办公的众创空间，是一座历史悠久的英式建筑。如今，WeWork的设计师给它加上了现代化的玻璃天顶，配合象征传统岁月的红色砖墙，分隔成一个个独立空间，成为创业者们的天堂。

“WeWork是把新经济与建筑结合最好的公司，每个细节都经过精心设计。我们确保每一个办公间隔都有自然采光，每一盏灯的高度都经过精细计算以免刺眼，地板下铺设缓冲层以降低脚步声。”WeWork建筑师范抒宁说。

趣味相投，自由而又充满创新的交流氛围……在这里，创业者可以以每月2200元的价格租一个Hotdesk，就能享受酷炫的办公环境，通畅的WiFi，便利的打印，有开放式工位，也有严肃交流的会议室，还有一个个独立的小空间，可供两三个人私密谈话或者打电话，只要拉上门，门上方的“On Air”（直播中）灯自动亮起，告诉别人你此刻不想被打扰。

在WeWork威海路中国旗舰店，到处可见《良友》风格的海报女郎元素。而在上海延平路店，兔子成为一个重要的设计元素，因为上海的大白兔奶糖闻名于世。

从跳蚤市场搜罗来的电视机、录音机，上海市民日常所用的搪瓷杯、搪瓷盆，会议室墙壁上随处可见的上海街道弄堂风貌为主题的图案或花纹……这正是WeWork尽力在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间谋求的平衡。你能在全球每个WeWork感受到同样的氛围，但每个办公空间都有向当地致敬的特别元素。

在WeWork的中国门店，创业者非常热爱这里无限畅饮的香醇咖啡和啤酒，这是运营团队精心挑选的上海本土咖啡品牌SeeSaw和精酿啤酒拳击猫。“跟大桶大桶咖啡粉冲泡的不一样，中国门店的咖啡都是由咖啡豆现磨冲泡而成。为此我们每年要多花一大笔钱，但我们就是觉得中国市场应该这样，这会给用户带来更好的体验。”WeWork中国区总经理卢书成说。

“做你所想钟你所爱，由心定义你的工作”，WeWork中国旗舰店开业的时候，WeWork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亚当·诺依曼用这副对联定义了公司文化。充满激情、热爱工作，这个基因传染了WeWork的每个办公网点和会员公司。因为盼望上班，每个周一在WeWork都是“节日”。 WeWork会提供免费早餐，来庆祝又一个工作日。

做社区，不做“二房东”

当然，仅仅凭借酷炫，不可能跻身百亿美元俱乐部。

WeWork2010年创立于美国纽约，目前已经在12个国家、32个城市设立了100多个办公地点，可租赁空间超过90万平方米。WeWork目前估值已超过160亿美元，是全球最大的“独角兽”企业之一。

作为联合办公鼻祖，WeWork租下写字楼，然后分隔成单独的办公空间，以更高价格出租给创业公司，听起来跟大多数物业地产公司并没有太大差别。

“我们不是‘二房东’。”亚当·诺依曼说，“WeWork不仅是一个办公场所，更是一个社区和服务网络，加入WeWork意味着加入了我们全球会员的社区网络。”

WeWork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它已经形成一个遍布全球的门店网络，以及9万多名全球会员，这种网络规模和社区资源是它的竞争对手难以在短时间内复制的。

亚当·诺依曼说：“WeWork每周都会为全球9万名会员提供教育、演讲、设计、品牌推广、财务咨询等服务，如果会员企业想到国外拓展业务，WeWork也可以提供帮助。”

涂鉴彧对此深有感触。2016年8月，他从美国回到中国创立妙盈，致力于为财富管理公司开发后台信息系统。为了拓展客户，他和团队几乎每周都要飞往香港和新加坡。“我们可以随时预约使用WeWork在当地的办公室或会议室，对于我们这样的初创公司来说，这比在咖啡馆见面更能获得客户信任。我们的投资人团队在硅谷，也能非常方便地使用当地的办公室和网络资源。”

对于涂鉴彧这样的创业团队来说，WeWork这样按工位、按月灵活支付的办公场所，大大节省了公司资源和现金流。他甚至通过WeWork的会员网络，招聘到空缺很久的行政工作人员。

“想象一下，你要做一个展览或出版一个印刷品，你需要设计师、市场营销、律师，你只需要在WeWork的社区网络发布你的需求，就可以全部搞定。我们一个做线上B2B的酒水供应商，通过WeWork的会员网络已经发展了10家合作商。”卢书成说。

据介绍，超过70%的WeWork会员相互之间都进行过合作，超过50%的会员有业务往来。

卢书成表示，对于创业企业来说，如何以最低的成本获得客户、运营公司，是其生存的第一要务。中小企业很少能承受昂贵的软件或解决方案，WeWork的会员不仅能共享知识、共享客户，还能以较低的折扣购买办公软件或苹果设备等。

正是基于浓烈的创新氛围，WeWork不仅吸引了中小创业者，还吸引了通用电气、IBM、美国硅谷银行、微软等大型500强公司。WeWork在香港的第一处办公空间，刚刚开放的不到500个工位就有400个被汇丰银行租去了。

财富500强的大企业中，超过半数都是千禧一代的年轻人。这些大机构突然发现，他们的年轻雇员、所谓的千禧一代，对于工作场所、氛围、社交的要求，都和以往的工作者不同。WeWork的文化可以帮助他们留住和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才，为他们的企业文化注入更多的活力，同时降低30%-40%的运营成本。

百亿美元“独角兽”是否会水土不服

2016年7月，WeWork在亚洲也是中国的第一个办公地点——上海延平路店开业，不到一个月即宣告满员运营；当年9月，亚太区的香港、首尔店陆续开放；WeWork还将与远洋集团合作，在北京光华路和慈云寺开设两个新的办公地点，计划于2017年开始营业。

与这样高速的扩张同步的是，WeWork的模仿者和挑战者接踵而来。在中国市场，有来自地产背景的SOHO 3Q和优客工场；在上海开出裸心社的裸心集团最初是做度假酒店的；更多的是拥有创投圈资源，和孵化器相关联或者以孵化器的名义来做的空间；甚至WeWork最新一轮的投资方上海锦江，其竞争对手华住集团也参与成立了共享办公空间品牌励业公社。

此前进入中国的互联网巨头也有太多失败的案例：高朋团购网站在中国迅速陷入模仿者的包围圈；亚马逊中国始终不温不火；在美国本土非常风光的Uber进入国内后却被拖入补贴泥潭，最终被滴滴收购……WeWork中国会水土不服吗？

“我们不评价对手。我们不是‘二房东’，也不做孵化器，我们把空间当作产品。”卢书成说。

研发，这个词一般不会出现在一家运营物业的公司字典里。但WeWork会反复骄傲地强调——“我们有300多个研发人员”，这些研发人员包括建筑设计师、室内设计师、IT专家、BIM（建筑信息模型）工程师等等。

“会议室该设计多少个，电话厅设计多少个，桌子、椅子怎么摆，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是研发出来的。我们根据130多个大楼的使用数据，知道人们怎样办公，进而反馈到下一个办公室的设计。”卢书成说。

WeWork的办公大楼是一个非常智能的全球系统。WeWork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亚当·诺依曼告诉记者：“上海办公室的一个灯坏了，纽约的中控室马上就会发现，并通知维修人员上门维修。”

也许就是这样的创新基因，吸引了弘毅投资。2016年3月，弘毅投资与联想控股领投，锦江酒店、泛海控股、绿地集团等共同参与投资WeWork，不仅使得WeWork估值超过160亿美元，跻身全球“独角兽”俱乐部前十，也拉开了WeWork中国故事的序幕。

在弘毅投资董事长赵令欢看来，WeWork不是房地产项目，也不是传统想像中的创客空间，它是具有互联网社区文化基因的共享办公空间。社区和共享是它最大的创新和价值。它的客户除了狭义的创业者，还有大量的中小企业、各类自由职业者，比如艺术家、律师、会计师，等等。共享办公只是起点，将来还会衍生出WeLive（共享公寓），更多的差旅服务等。

“WeWork的业务模式代表着共享经济中需求最大、业务模式最清晰、增长速度最快的部分。WeWork真正聚焦于在全球每一个城市和地区打造活跃社区和会员网络。”赵令欢说，“我们希望帮助这个公司通过在中国的快速成功，成为整体价值更高的公司。对于它已有的成功，不是复制，而是再造，因为中国有中国的调性，我们要让这些公司变成有中国调性的新型跨国公司。”

弘毅等中国投资者的加入，也令WeWork的中国之旅充满信心。“中国投资者和合作伙伴将为WeWork在中国的发展，提供独特的资源和品牌助力，引入中国视角将帮助WeWork在中国更好发展。”亚当·诺依曼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