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政府引导基金在我国已是“遍地开花”。尤其是从2014年开始，地方纷纷设立政府引导基金，我国各类政府引导基金呈现出“井喷”之势。赛迪数据显示，2016年全年新成立的政府引导基金442家，目标募集金额超过3.6万亿元。据清科研究中心旗下私募通统计，截至2016年12月底，国内共成立1013支政府引导基金，目标规模已经超过5.3万亿元。

这一“井喷”既体现出地方政府积极拓宽投融资渠道，也说明社会资本愿意与政府捆绑在一起寻求安全稳妥的投资途径。不过，“井喷”背后存在的一些问题需要引起注意和及时解决。

自2002年我国第一支政府引导基金——中关村创业投资引导资金成立至今，政府引导基金已走过15个年头。作为政府投资创新的方式之一，政府出资设立母基金，下设若干子基金，子基金采取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方式设立。有别于以往财政资金的直接“输血”，政府引导基金的方式可以说是政府“造血”，完成了由财政补贴向股权投资的转变。这种方式一方面通过用少量财政支出撬动更广泛的社会资本，起到资金活水的作用。在当前地方财政收入增幅放缓、发债空间有限的背景下，此举有利缓解地方融资压力。另一方面，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可以实现市场化运作，克服了无偿财政支出方式的缺点，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据了解，目前，我国政府引导基金主要投向基础设施和战略新兴产业等领域。不以盈利为目的，对投资领域及行业进行严格限制，同时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是目前主要操作方式。不过，伴随这一方式的逐渐普及，政府引导基金在运作中的一些问题也开始显现。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此前的调研就发现，投资行业与地域失衡、资金利用效率不高、市场化程度较低、缺乏后续监测和信息披露制度等，这些问题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各地政府投资基金的运作中。

究其原因，一是政府缺乏成熟运作经验和决策机制。由于政府投资引导基金是相对较新的模式，不少政府机构不顾产业方向，重形式轻质量“一哄而上”。

二是行政色彩较浓，难以形成对社会资本的引导力。例如，一些市县出于发展本地经济的目的，规定参股发起设立的基金，必须投向本地企业，而有些地区产业起步较晚，规模普遍较小，这就限制了项目可选择面。还有些主管部门，出于保证资金安全的目标，设置了繁琐的行政决策审批程序，或者是设置了一票否决权等，影响了基金决策的科学性准确性。

当前，无论是政府引导基金，还是PPP，都是政府投资管理方式的有益尝试和重要创新。而政策导向与投资人利益诉求之间的分歧如何化解，对于政府而言确实是不小的挑战。要实现真正放宽放活社会资本，引导和激发民间投资潜力和创新活力，需要政府引导基金这只“手”拿捏好尺度，既不缺位，也不越位。一方面，解决市场化不足的问题，科学界定并严格控制政府投资范围，平等对待各类投资主体，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政府也要积极适应新的形势和新的方式，变革管理方式、提高管理效率，补足管理“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