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一年，各类“黑天鹅事件”频发，让人记忆犹新。新的一年， 欧洲选举、美国政策调整、地区热点事件等都将给世界带来更多风险点。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中外嘉宾就世界经济如何穿越不确定性这一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会嘉宾认为，要顺利穿越不确定性，不能靠孤立主义，也不能靠贸易战，根本之道在于通过合作把增长的益处更为广泛地传播，在各国内部，需深化结构改革。
世界经济仍面临诸多风险点
经合组织幕僚长、G20协调人加芙列拉·拉莫斯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在过去的14年参加了每一年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每次与会都要谈到我们正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经历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但是，我们这次真的是看到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很严峻的，并超出了预期。最新的今明两年经济增长预期依然低于危机之前4%的增长率。”
拉莫斯表示，很多风险影响到了全球经济。如，某些经济展望和资产价格出现了脱节、市场封闭情绪抬头、贸易自由化整个7年多进程出现逆转，都可能会引起比较大的动荡。她表示，跟中国有关的风险是私营部门信贷的过度增长，以及高负债率、高杠杆，但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稳定非常重要。拉莫斯称，要致力于推进全球化，确保全球化的益处能够照顾到那些被遗忘的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张涛表示，全球经济在复苏方面呈现积极乐观的迹象，然而只有通过合作才能达到让增长更强劲。但他也同时列举了全球经济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挑战：一是金融环境的大幅度收紧，特别是美联储加息以后的前景。二是全球政治局势的发展。他表示，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受到阻挠。他认为，延续增长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确保全球人民都可以从增长中受益，最后的增长肯定是来自于创新和有效配置。“我们应该有意愿做更多的工作，促进全球发展能够更包容、更均衡。”他说。
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考希克·巴苏表示，全球经济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他指责以前主张自由、开放的欧美国家现在在调整政策方向，这给发展中经济体带来了困惑。不过，巴苏仍认为，在各国经济放缓分化中，存在着新的机会。如果发达国家关上国门，中国在全球会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印度、墨西哥等也是如此。一些发展中经济体可以使用劳动力连接技术，加快基础设施的建设，从而能够在世界面临困难时获得更多的收益。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保罗·罗默则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观点。他表示，世界目前迎来了规模最大的房地产的发展潮。除了中国，世界许多国家都沿袭着这种发展模式。深圳、费城、纽约均采用房地产开发模式和思路来创造经济发展。然而，他警告说，全球需要反思以房地产开发的模式和思路来创造自己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否正确。
他提醒说，城市的大规模开发在不断进行。但是，要复制这样的模式就需要我们提高警惕，我们有可能面临一些新的突发的问题。他建议说，要着眼长远，先把基础打好，而不要急于建设。“规划做得不好，建设得越快，未来失败的几率就可能越大。”他说。
他也借用艾森豪威尔担任美国总统时所说过的话，“我们面临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棘手的问题，另外一方面是重要的问题。有些紧急的问题并不重要，有些重要的问题也并不是马上可以解决的。”罗默表示，要抓住机会，必须分清楚哪些是紧急的问题，哪些是重要的问题，这样才能打好基础。
而从区域角度来看，不少与会人士认为，欧洲经济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和风险。
“一提到黑天鹅，马上能想到的就是欧洲。”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坦言。他说，现在很多欧元区国家的GDP增速才刚刚开始回到经济危机前的水平，另外，还有很多国家还没有达到危机前的水平。与此同时，一些欧洲国家的失业率非常高，比如西班牙和希腊的失业率是50%。他还表示，意大利这样的国家在未来五至十年内可能会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他也直言，欧元区在体制设置上存在失灵，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没有银行联盟，没有储蓄保险、存款保险体制。
法国兴业银行集团董事长司马吉也说，欧洲经济确实是落后的，人均GDP也显示欧洲经济存在问题。欧洲的人口结构并不特别有利，想要提高欧洲经济如果从增加人口入手会比较困难。事实上，一开始欧元区和美国的发展是一样好的，为什么2011年之后欧元区就不如美国？“2010年之后，美国的财政紧缩比欧洲严重，所以我觉得欧元区现在出问题，财政紧缩只占据了一部分原因，主要还是欧元区制度的不确定性以及欧洲银行联盟缺失的原因。”他说。司马吉表示，欧盟并不是一个银行联盟，在美国银行和债券之间有相对应的关系，面对危机时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反应非常迅速，欧元区的成员国各有财政部、中央银行，因此，欧元区的银行体系并不稳定，不能及时应对问题。现在，欧元区已经在着手建立银行联盟，只是还需要时间，不过方向是对的。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表示，有两个潜在问题可能造成欧洲经济出现“黑天鹅”：一是欧洲经济体中银行的资本重组还没有完成，尽管欧盟最近在建立银行联盟，但是还没有完成；二是包括希腊在内的一些欧洲国家还存在很大的主权债务危机，尚未完全脱离危险。他说，2018年是非常重要的，希腊很有可能在这一年进入另一个债务危机。虽然在2017年并不见得会有危机，但一旦出现危机则可能会是欧元末日。
全球化不能开倒车
与会人士认为，全球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增加，而一些逆全球化的思潮也有所抬头，但为了穿越这种不确定性，不能靠孤立主义和贸易战，根本之道仍在于加强合作，并继续推动市场开放，把增长的益处更为广泛地传播。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王一鸣副主任表示，全球正处在大调整、大变局之中。一方面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财富不断积累，全球贸易投资、人口流动从来没有达到今天的规模，另一方面，全球化带来了不同人员之间收入分布的差异。
他认为，在全球复苏处于重要关口的情况下，搞贸易保护主义，寻求自家安全的避风港，将使全球增加更大的不确定性。而顺应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克服全球化的负面效应，打造全球化的升级版，推动全球化向着更加包容、公平、活力、更加可持续的全球化方向发展，将开辟更加光明的未来。王一鸣说，中国在积极推动新一轮经济转型，将有效减缓世界经济不确定性。需求不足是全球经济低迷的重要因素，而需求潜力最大的市场在中国。中国正在由世界工厂变为世界市场，它会提高全球的市场需求。中国转向创新发展将深化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为全球延伸产业链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中国转向绿色发展，它的边际效应给全球绿色经济带来的贡献也是最大的。中国正在扩大对外投资，提供越来越多的公共产品。
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指出，美国一直在努力地推动全球化和市场开放，但这个趋势在逆转，美国深层次中还存在着对全球化的疑虑，在民意上出现了非常深刻的分裂。他说，特朗普最新公布的政并不会扭转全球贸易发展的总趋势，但是需要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个小幅度的政策调整，还是预期着以后大规模的政策转型。美国如果脱离这种全球化的进程，风险很高，对中国尤其如此。她表示，中美两国都肩负责任，要保证世界市场的开放，而且也有责任建立一个互利共赢的双边关系。
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扬则从另一个角度阐述了自己对“去全球化”现象的观察。他表示，通常说到“去全球化”，一是近年来全球贸易增长持续低于GDP增长，二是主要国家出现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政治家和言论。但是，也有一些相反的情况出现。有报告显示，全球2016年投资虽然总量在减少，但是增长排第一的就是要搞贸易保护主义的美国，增长排第二的就是刚刚脱欧的英国。另外，从2008年以来，全球税率其实是降低的，多哈回合谈判关于农产品的保护问题也获得了解决。“全球贸易投资的架构是支持全球化的。所以不要非常强调一定是‘去全球化’。”李扬说。
李扬还表示，只要把全球化动态和各国国内发展方式的调整联系起来看，就会发现事情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目前，全球都正在寻找新的方向。“大家在说的去全球化，如果从每个国家自己的情况看是在纠正过去大规模全球化过程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发展战略。各国实际上在重新寻找国内发展和全球发展的协调机制。”他说。他还强调，“市场经济就是全球化经济，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全球化。”李扬说。
李扬说，过去的全球化是发达经济体引导的，主要特征是规则先行。而中国是未来全球化的主要动力之一，中国以“一带一路”战略为标志的全球化有五个特征：互利共赢、强化区域合作、基础设施先行、发展导向和包容发展。
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在发言中表示，过去全球化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我们要做的不是另起炉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要构建起新型的全球化。他还表示，中国不搞贸易保护主义，也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反对贸易战，并要从六个方面努力，进一步提高新一轮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他说，一是扩大开放的领域。打造一个吸引外资的制度高地，不断扩大外资市场的准入，更好地促进对外投资健康规范的发展；二是增强开放的活力。就是增强以企业活力为中心，为企业松绑、鼓劲、助力和减负；三是提高开放的质量。实施优进优出的战略，加快培育外贸竞争的新优势，促进外贸从以前的长个子向骨骼长肌肉转变，而且坚持引资、引技和引智并举，提高对外投资的水平，提升我国在全球配置要素资源的能力；四是优化开放的布局，协同东中西部对外开放，逐步形成分工协作、互动发展的开放型经济新格局。支持东部地区发挥引领作用，率先实行转型升级，打造全球先进制造业的基地，提升服务业国际化水平。要鼓励内陆地区依托本地的优势，提高吸纳国际国内产业转移的能力，加快发展特色外向型产业，同时要推动沿边地区与比邻国家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加强产能合作，提高开放发展的水平；五是完善开放体制。要坚持创新驱动，在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复制推广自贸区实践经验等重点领域要取得突破，在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方面要实现新的跃升；六是推动共同开放。中国将继续坚持区域和多边双轮驱动，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主渠道的地位，加快自由贸易区的建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的治理。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国不是另起炉灶，也不会动谁的奶酪，而是要为全球治理做出增量贡献。
经济关系是中美两国最坚定“压舱石”
作为全球两大重要经济体，中美关系的走向对于全球政治经济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本次论坛上，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和保尔森基金会主席、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以“特朗普时代的中美关系”为主题进行了探讨。
目前，中美关系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建交近40年来，无论是世界经济，还是安全或者环境方面，中美两国的关系都极具战略意义和全球化影响。中美贸易规模由21世纪初的700亿美元攀升至去年的6000亿美元。在中国的出口对象中，美国居于首位，占中国出口总量的18%；在美国的出口对象中，中国则位列第三，占美国出口总量的10%。
从中美两国的贸易结构来看，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产品主要是机械（占出口总量51%）以及劳动密集、附加价值较低（如占出口总量33%的鞋服）的产品。美国对中国出口的产品则主要集中在初级产业部门，如农产品、天然矿石以及汽车和飞机这类先进制造业。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出口方面的结构正在持续转变升级，如今出口产品的附加值越来越高。2000年至2016年，机械以及运输设备在中国出口总量所占比重已经从33%上升至47%，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重则从35%下滑至27%。
保尔森认为，中美关系依旧非常重要。保尔森指出，特朗普目前已经会晤了几个国家领导人，但是他跟中国领导人的会见是最重要的，因为这次会面将产生深远影响，影响到两个国家，也会影响到这两国在世界上的作为。保尔森说，中美两国依然有很多共同点，希望能够保持双边关系的稳定发展。他认为，中美两国都从双方6000多亿美元的经贸关系中获益。
保尔森认为，中美间的经济关系是两国关系最坚定的压舱石，特别是两国间的贸易和投资将促进双方经济关系的进一步紧密。他认为，中美两国都会关注反倾销、过剩产能，包括采用传统、非传统的制裁手段等。但是，还是有很多机会让中美两国能够进一步地关注经济开放和扩大进出口。同样，两国在投资领域也有很多的机会。
保尔森说，中国正日益融入全球供应链，这也给中国提供了很多对外投资的机会。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完全有机会并购美国的中小企业，从而能够取得市场准入。保尔森认为，总的来说，这是重新启动和审视中美关系的机会。美中关系与两三年前相比，更加困难和复杂，但也更加重要。“我们面临重大的挑战，但也要看到背后巨大的机遇，需要双方有技巧地处理中美关系。”他说。
他说，双方要积极探索新动能，找到一些有共同利益的领域，找到一些能够获得早期收获的机会，由此树立双方的信心。另外要跳出既定思维，保尔森认为，中美两国领导人都愿意用非常规的手段和工具来实现双方的目标，这样做可能会在某些问题上带来一些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