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

对中国而言，当前及长远的核心问题，不是要不要搞工业化，而是怎样成为世界新型工业化国家，成为世界制造业强国。制造业处于工业中心地位，既是国家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建设的发动机，也是国民经济的核心主体，还是中国技术创新与国际竞争力的基础。

张维迎：

在过去3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资源配置效率驱动的增长，中国企业家主要做的是“套利”活动和模仿，随着市场接近均衡，套利空间越来越小，中国企业家必然由套利转向创新。创新具有不确定性高和周期长的特点，因而比套利更有难度。企业家需要主动去为消费者发现和创造新的产品，从而创造新的市场。相比从0到1的颠覆式创新，目前大多数企业家可以做的是改良式创新，即通过改进产品质量、革新管理制度、降低成本等方式获得新的生存空间。

隆国强：

在很长时期内，我们是以“引进来”为主，不仅引进了新的技术，更重要的是引进了示范、引进了竞争压力，迫使其通过模仿与创新进行追赶。当前，“引进来”有许多新的机遇，包括吸引创新型人才回国和国际人才到中国就业。同时，中国企业整合全球创新资源和全球市场的能力也日渐增强，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通过大规模“走出去”来整合全球资源。

秦朔：

过去，中国品牌中的相当部分依赖的是“存量资产”或者“资源禀赋”，比如白酒、中医药、土特产。而今天，市场驱动型、创新驱动型品牌逐步成为中国品牌的主流。中国的一些创新品牌正在被世界模仿。Facebook Messenger和WhatsApp借鉴了微信，印尼的Tokopedia自称“印尼的淘宝”，印度的Snapdeal被称为“印度的阿里巴巴”，新加坡的oBike和硅谷的Limebike借鉴了摩拜单车的模式。

刘煜辉：

现在国外很多人将科技巨头的现金流形容为“贝加尔湖效应”。贝加尔湖的湖面比北美五大湖小得多，但是蓄水量却比五大湖大得多，且仍在不断增加。根据传统经济的经验，大公司通常是“大笨象”。然而今天我们看到，腾讯（市值约3400亿美元）、阿里（市值3500亿美元），苹果（市值7600亿美元），虽然已是一个巨人，依然生机勃勃，每年40-50%的年复合增长率，你根本看不到天花板，他们更像一个灵活、高速成长的“大型灵长类动物”。

贾康：

我们不否认，中国在引领经济新常态和全面深化改革方面，还面临着种种挑战与困难，但2015年末以来的国民经济运行基本态势，已出现了自2011年经济下行后绝无仅有的连续6个季度增速在6.7%以上，且近两个季度还略有上升的“小平台”状况，各项经济指标亮点纷呈。这是由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和经济社会的巨大成长性决定的。

杨凯生：

为了尽快地使企业降杠杆见到成效，建议各级国企监管部门对所管理的国有独资企业、控股企业要分行业、分类型、分规模确定资产负债率指标。现在强调管理国有企业要以管资本为主，这是十分正确的方针。但管资本不仅仅是要求实现资本的回报，强调维护资本的安全、防止国有资本的流失，还应该包括一个内容，即国企的出资人、国企的监管者有责任保持所拥有、所管理的企业资本充足，也就是有责任维护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稳定在一个合理水平上。

仇高擎：

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息差显著走低。去年末以来，在降杠杆、强监管的背景下，大部分银行的息差继续收窄。面对新形势，大型商业银行面临资产收益率不高、资负配置动态调整不足、内部机制不够完善等挑战。下一步，应强化战略差异、明确息差定位、巩固存款基础、做好风险经营、优化资负配置、创新管理机制，增强息差管理的长效性、系统性和内驱力。

李开复：

人工智能是一个“强者更强”的产业：数据越多，产品越好；产品越好，所能获得的数据就更多；数据更多，就更吸引人才；人才越多，产品就会更好。在这个良性循环里，中美两国目前已经汇聚了大量人才、市场份额以及能够调动的数据。从目前的情势看，美国占据发达国家市场及部分发展中国家市场，而中国公司无疑赢得了多数发展中国家市场。

皮海洲：

目前的退市制度体系，明显不能有效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甚至在退市的问题上，存在职责不分的现象，以至最后的退市损失全部由投资者自己来扛。这样的制度不仅不合理，严重损害投资者利益，也不利于股市的健康发展，不符合中国股市的长远利益与根本利益，有必要进行重新设计。关键有三点：一是明确责任并追究责任。二是完善制度。三是对投资者保护需要有切实有效的保护措施。

郭施亮：

投资者保护，这是多年来经常提及的问题。但投资者保护往往局限于简单层面，缺乏法律法规的护航以及监管处罚机制的保障，由此也让保护效果大打折扣。如今，随着“史上最严的投资者保护办法”出炉，具有法律效力的举措对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构成直接性的利好影响。在市场更规范运行、风险提示及投资者等级划分进一步细化的前提下，能更好地保护投资者，同时也会加速股市“去散户化”进程，股市有望步入理性规范健康的发展进程。

宋清辉：

适当性管理是平衡券商与客户之间利益诉求的制度基础，可以避免在金融产品创新过程中，将金融产品提供给风险并不匹配的投资者，导致其由于误解产品而出现亏损。适当性管理有助于券商控制风险、规范机构业务发展和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这也是监管层想要达到的实施效果。但是，由于该办法涉及面太广、工作量太大，短期难以一蹴而就。但从长远来看，有利于行业健康发展。

（本栏目稿件只反映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