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在2017“降成本”调研成果发布暨研讨会上表示，实体经济成本高的根源在于制度变迁的速度与公共风险产生的速度不匹配，需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进整体的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

刘尚希介绍说，2017年4—7月，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开展了“降成本”大型调研。从调研情况看企业对营商环境的改善满意度较高。在线问卷调查显示，对于“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成效”，认为非常好和好的样本企业占63.2%，认为一般的占35.5%，只有1.3%的样本企业认为成效差。对于“所处营商环境”，50.7%的样本企业认为较为满意，46.3%的样本企业认为一般，认为较差和极差的企业占比合计仅为3.1%。对于“政府机关的政策和规章制度公开透明度”，70.3%的样本企业认为较好，28.9%的样本企业认为一般，认为较差的仅为0.8%。对于“行政机构办事程序简化情况”，62.8%的样本企业认为较好，35.2%的企业认为一般，只有2%的企业认为较差。对于“国家法律规定外的收费、摊派、集资情况”，64.9%的样本企业认为较少，31.4%的样本企业认为一般，仅有3.7%的样本企业认为较高。 “可见，国家出台的简政放权和优化企业营商环境的改革取得了实质性成效。”刘尚希说。

不过，刘尚希也提醒，虽然总体情况较好，但分化趋势也比较明显。一是企业经济效益出现分化。样本企业中，盈利企业约占70%，亏损企业约占30%。亏损企业虽然占比较小，但影响较大，这与转型升级时期企业分化密切相关。二是企业创新意愿出现分化。民营企业创新意愿远高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研发支出2016年为2.37%，国有企业仅为0.76%，前者是后者的三倍之多。三是融资成本出现分化。2014-2016年，企业融资成本总体下降，但不同融资方式的融资成本差异较大。

刘尚希强调，成本的本质是风险的转化，降成本的着力点是降低公共风险和不确定性。实体经济成本高的根源在于制度变迁的速度与公共风险产生的速度不匹配，从而产生各种有形与无形的交易费用，最终转化为企业的各项成本，需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进整体的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金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