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临汾警方近日侦破的“传销”黑恶组织案中，发现一些异地聚集式传销组织已经从经济犯罪“变异”成暴力集团犯罪，成为黑恶势力犯罪组织。他们将“人”变成传销的“产品”，通过暴力和强力洗脑等方式迅速将受害者培养成犯罪工具，组织裂变迅速，路数堪比“邪教”。

“精挑细选”受害者

临汾市尧都区公安局近期在辖区摸排中打掉数个传销组织窝点，经深入挖掘，发现这些异地聚集式传销组织已经变异，所犯罪恶和社会危害触目惊心。他们借助网络，通过各种手段“精挑细选”受害者。

传销组织对受害者选择有着严格的“标准”。尧都区公安局局长谢庆军介绍，临汾市的传销组织，只吸纳四川、重庆、河南三地年轻人，其他地区的不要，尤其严格禁止本地人加入。“个子高的、体重大的、学生、公务员、已婚人员、复转军人、有犯罪前科人员等统统不要，这些人要么不好控制，要么受社会关注度太高，易出麻烦。”

骗人的借口集中为招工和婚恋。他们在“58同城网”或“百合网”上向河南、四川、重庆地区发布招聘员工或征婚的虚假信息，通过QQ、微信等与联系对象交谈，详细了解联系对象的收入、学历、经历、爱好等情况，经过“寝室主任”分析选定后，由推荐者引诱联系对象来临汾，当确定联系对象来临汾时间、车次后，“寝室主任”即将情况汇报给“大主任”，“大主任”组织另外两个“寝室主任”进行研究，确定方法步骤，由其中一个“寝室主任”安排女性接站，另一个“寝室主任”布置场景、负责接收。接站人到站后首先远距离观察联系对象，如果联系对象不符合组织规定要求即放弃，如果符合要求即取得联系，将联系对象带至该组织租住的窝点。

四川达州贫困农村的小伙子罗某是这次抓获的一个“大主任”，管理着六个寝室。2014年他被“临汾钢铁公司招工”的名义骗到临汾。“这个网友跟我聊了很长一段时间，给我发了大量的企业照片、工地施工图片、招聘信息等等。”罗某供认说，看到这些信息他动心了，为挣钱他来到了临汾。

民警介绍，传销组织都会根据当地的情况，编造一些似是而非的信息，如临汾有修路工程就说这边修路招工，有什么企业，就编造这些企业招工信息，半真半假。事实上，罗某应聘的“临汾钢铁公司”早在1998年就已经被兼并重组。

“也经常发生男人冒充女人与网友网恋的情况，互相以‘老公’‘老婆’称呼达半年之久的，有可能是男人在冒充。”专案民警说。

受害者半月成“犯罪工具”

专案民警介绍，这些传销组织将受害者骗到窝点之后，通过成型的“套路”，“加工厂”“流水线”式操作，分工明确，依靠暴力、洗脑等手段，半个月就可将受害者培养成合格犯罪工具。

受害者一进门先“净身”，被带到接纳新受害者的寝室，在院子里安排其他两三个寝室长把守，屋内四角分立四个男人。在受害者进屋后心神不宁的时候一分钟内“抖开”，即告诉受害者“进到这里你回不去了”，大部分受害者会情绪急剧波动，头脑瞬间空白。趁此机会，男人们一拥而上，控制受害者四肢，若遇反抗，则利用提前准备好的湿毛巾捂嘴，打一顿让受害者冷静下来，之后搜走全身物品，换拖鞋，防止逃跑。女同志再上去倒杯水，进行劝说：“反正都这样了，慢慢就好了，我们都这样过来的。”此阶段为“暴力屈服”阶段，以换拖鞋、捂毛巾、暴力殴打等限制人身自由，将随身物品全部抢走，并问出各种密码。

第二阶段为“考察者”“上线”阶段，限制受害者人身自由之后，以折磨的方式“考察”。夜晚一两点开始组织“出早操”，在客厅穿着内衣，采取双手托冰“握手式”站立数个小时，白天以“半个屁股在板凳上，直立腰身，面壁”的方式“坐板凳”一天，除此之外，还通过“言语威胁”“减餐”“脱光衣服泼凉水”“烟熏”“种樱桃（在脖子上吸唇印）”“殴打”等软硬暴力折磨。7至15天后，不堪折磨、接近崩溃的“考察者”就“自己悟了”，同意掏钱或者骗亲戚朋友的钱购买“虚拟产品”。“上线”时会有隆重的“仪式”，并邀请两个其他“寝室主任”见证，体现自愿，之后继续“升华”。

第三阶段为“老板”阶段，交了钱就成了“业务老板”，除了“出早操”等，以心灵鸡汤、经济学片段、未来前景等杂糅的“精粹教材”开始“培训”洗脑，在这种类似“邪教教义”摧残下，一般15天就对“出人头地”彻底深信不疑。

成为“老板”后，这些受害者变成了害人者，此时团伙发给受害者手机等工具，按照团伙的分工要求开始“招工”，以各种借口向亲戚朋友骗钱，按照“话术”骗人入伙，同时对新入伙成员施暴。

这些传销组织裂变极快，人员一旦发展到100人，就一分为二，各领50人觅地继续发展。警方审讯掌握，尧都区被打掉的传销组织仅为陕西渭南裂变的一条下线，2014年裂变到临汾之后，已由30余人发展为两个集团150余人，骨干成员基本固定，同时在外地裂变出下线。临汾警方近日在运城市打掉一批下线团伙。

组织“因材施教” 成员深信不疑

据警方介绍，这些传销组织针对不同等级成员设计不同的教材“因材施教”，极具“邪教路数”，成员深信不疑，作恶毫无负罪感。

这些传销组织分为“老板—寝室主任—大主任—经理—大经理—老总”多个层级，老板为业务代表，购买一至数十份不等的2800元一份的虚拟物品。“寝室主任”管理一个窝点，一般10到20人。“大主任”管理六个寝室，“经理”管理两个“大主任”。“老总”可“出局”，即拿上钱脱离传销组织。

他们将敛取的钱财如数层层上交，直到“老总”手中，“老总”会依据组织规则定期发放“工资”。一般“寝室主任”每月领取680至980元，“大主任”领取1000至1600元，“经理”“大经理”领取1万元左右，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

警方介绍，专案中的传销成员，少则一年，多则三五年，这些毫无自由的人每天食用清水煮白菜。但他们虔诚得像工蚁一样，认真学习、做笔记，兢兢业业“骗人”，不图回报，而“出局”成为“蚁后”就像挂在嘴边的胡萝卜。

中海油集团的职工耿某，被初恋女友欺骗，2017年3月来临汾与其见面，被该组织非法拘禁，不仅丢掉了自己的正当工作，后来还成为“寝室主任”参与该组织的犯罪活动。英语八级的熊某，已考取硕士研究生，2017年4月来临汾与“网友”见面被骗加入该组织，被限制人身自由后，错失了求学深造的机会，后发展成为该组织骨干。

2014年加入传销组织的受害者罗某经过“培训”后迅速蜕变，骗其父母将老家唯一的一头牛变卖后，买了四套“产品”，随着下线发展，2017年他成为“大主任”，管理六个寝室，每月最高领到1600元工资。成为“大主任”后，他有了短暂离开的资格，经“上级”批准，罗某2018年春节回家之后，又返回了传销窝点，继续发展“事业”，期待早日“熬出头”，脱贫发达。

该组织“老总”将大部分非法所得予以占有，非法获利积累到一定数量后，按惯例“出局”让位，这不仅成为层级较低的嫌疑人羡慕的案例、泯灭良知“孜孜追求”的“目标”，而且使用非法所得重新进行投资，漂白身份，化身为真正的老板、企业主。

在四川抓获已经出局的“老总”石海容和“大经理”刘元江，夫妻二人用攫取的不义之财开办了豪猪养殖场，目前已初具规模。

“来的时间长了，骗了一堆亲朋好友，回不去了。都坚持了好几年，再坚持几年说不定就能‘出局’。”罗某说，为“出人头地”他选择了“坚持”。

“传销”反成保护衣

警方梳理近期打击的具有非法拘禁等雷同犯罪行为的传销组织，发现仅山西就有多个地市存在，已经处理的案件就有数十起，但都是按经济领域犯罪处理。“事实上已经跟传销毫无关系，传销反倒将真正罪名掩盖。”尧都区公安局副局长牛振林说。

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任建荣介绍，1998年国务院出台《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首次提出传销行为违法的概念。2001年最高法通过批复形式，明确这种行为以非法经营罪定罪。2009年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从非法经营罪中剥离出来，作为独立罪名写入刑法修正案。“从此前对组织传销者难以入刑，变成了经济领域犯罪，这是传销的第一次质变。”

专案民警表示，目前，一些异地聚集式传销组织已经发生二次变异，从市场经济领域犯罪变成披着“传销衣服”的暴力犯罪集团，其侵害课题由市场经济变成人身安全，再次发生质的变化。

一是产品从经济道具变成“人”。“以前传销还有一个产品道具，现在是赤裸裸的思想控制，产品是‘人’，只要组织往下发展，控制的‘人’越来越多，自己就能出头。”尧都区公安局经侦大队教导员关颖说，按照他们的理论，在不受到任何打击，正常发展情况下，不出十年，将发展出遍布全国的百万下线。

二是手段从“骗”变成了“抢”。以前多是通过授课、洗脑后“卖东西”发展下线，现在则是依靠暴力手段绑架、非法拘禁，强势洗脑之后，进行诈骗等犯罪活动。

三是组织“戒律”极强，甚至发展出专门对抗打击的流程。“戒律”规定，组织成员没有人身自由，数年不与社会接触，各个寝室成员一两个月交流一次，防止熟稔。互相之间不准有金钱来往、谈恋爱等除“业务”之外的任何交流，只能互相举报、监督。

尧都区公安局刑警大队长张秀峰介绍，从目前侦查的情况看，有些“老板”层级的嫌疑人两年内都未曾自由出入过窝点，偶尔出入也仅限于理发、洗澡或者搬新家，一切活动均有专人监视。有些新人甚至长期吃喝拉撒均在寝室，不得到院内活动。与家人通讯有专人监督控制，只能报喜不能报忧，按设定台词回复。

为控制低等级人员，该组织每个寝室每晚安排有两到三名骨干成员专门陪睡看守，收走外套仅剩短裤防止逃脱，并由“寝室主任”每天将安排情况逐级报告。同时，该组织在窝点及公安机关周边安排专人放哨，密切关注公安机关动向，如有情况迅速转移，逃避打击。

一旦被发现，“传销组织”就成为这些暴力团伙的“保护衣”。“戒律”规定，一旦某个寝室案发，成员就主动交代“我是传销，我是受害者”，不涉及其他寝室，警方对普通成员只能做遣散处理。其他寝室成员则进入应急模式，在公检法等门口“放羊”盯梢，同时将买了车票送上车的成员接回安置。

旧规难解“新课题”

专案组民警表示，传销组织已经从经济犯罪变成暴力犯罪，其司法认识和打击手段均已过时。

临汾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杨勇介绍，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当地警方加大线索摸排力度，同时对已经打击处理过的此类案件进行梳理，这个涉嫌黑恶势力犯罪集团的线索浮出水面。警方会同检察院、法院进行分析研究、认定后，在全国首次以黑恶势力团伙犯罪进行立案侦查，刑拘了上百人，才挖出这些触目惊心的内幕。

首先，按照传统打击传销方式，以传销罪名立案侦查，属经济犯罪范畴，一些刑事、技术侦查手段不能介入，上下游链条难以破解。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认定要达到“三个层级30个人规模”的基本门槛。“刑拘一个人需要坐实30个人的证据链条，罪名不高，认定很难。”即便发现存在其他暴力犯罪行为，打击力度也上不去，最重的罪无非是并处非法拘禁，对组织连根拔除难以做到。

其次，这些组织异地侵害严重，但当地发现困难。侵害对象为一些外省份年轻人，一旦他们被骗到窝点变成犯罪工具，就会侵害远在千里之外的亲朋好友和其他受害者。但窝点处于封闭小环境，选址隐蔽，频繁更换地点，每个窝点人数均不足20个人且窝点之间互不联系，与当地居民没有来往，“经理”级别单独居住，“老总”远程指挥，以规避法律打击。

为了达到攫取钱财、发展人员目的，对“新人”百般折磨，活动严格限制在寝室内，长期使用软暴力胁迫，稍有不配合或反抗的意图，都会招来拳打脚踢。只有在侵害对象严重受伤，或不堪软硬暴力折磨自伤、自残，以及榨尽侵害对象钱财仍执意离开，该组织才会将其放弃。即便如此，为规避打击，仍逼迫侵害对象写出高额借条，留下把柄，以“所有家庭信息都了解，亲戚朋友了如指掌，不要让当地的讨债公司上门要钱”等威胁，致使侵害对象不敢通过正当途径举报、控告。

第三，传统打击传销方式仅为“撵”，缺少手段。一位基层民警无奈地说，清查时或接到求助线索发现传销组织后，看一下有无非法拘禁，对普通成员进行登记，买上车票遣散，但实际到下一站他们就下车跑回来了。前脚警方组织遣散，买上车票，后脚就有传销组织成员将人接走，安顿在其他窝点，甚至有送出城后自己步行回来的传销人员。一个地方打击传销力度上去，他们就转移到其他地方，“你的打到我这，我的打到你那”。

基层表示，打击传销关键在于扭转认识，摆脱经济领域犯罪窠臼，精准破解。基层民警普遍认为，全国传销组织泛滥，屡打不绝的根源在于司法认识未跟上实际变化。异地聚集式传销组织已经变成暴力犯罪集团，打击方式就该跳出打击经济犯罪的模式，在司法层面予以破解。

基层建议，根除这个全国普遍存在的社会毒瘤，亟须各级各方扭转认识，改变多年将其仅视作经济犯罪的旧观念，根据事实，出台打击此种暴力团伙犯罪的新司法依据，基层公检法司有据可依。同时，全国一盘棋，合力集中严打，防止“按下葫芦浮起瓢”“打跑但不除根”的旧态，破解这个新司法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