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宁鸿基:谁念歪了国企改制的“经”?
2018-06-25     □记者 李新民 南宁报道 来源:经济参考报
在南宁鸿基伊岭生产厂区大门口,何栋指着“华润装配式建筑生产基地”的牌子介绍说,“4·19”股东大会之后,南宁鸿基与华润合作,曾一度重现生机。但因为企业工商登记手续一直不能变更,陶伯强又拒绝交出公章,南宁鸿基的正常经营受到严重影响。(本版摄影:李新民)

“救救职工!救救企业!”这是一封来自南宁鸿基水泥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宁鸿基”)308名职工按着血红手印的实名举报信发出的呼喊。

《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日赴南宁调查获悉,南宁鸿基的前身是1964年成立的国有企业——南宁水泥制品总厂,2000年按职工全员持股方式实施改制后,以董事长为首的大股东大肆侵占职工利益却无人监管,300余名职工小股东依法维权却难获支持。这家曾是广西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水泥制品企业,如今陷入党工组织瘫痪、职工生活艰难、企业濒临倒闭的困境。

职工股东生活艰难

党工组织陷入瘫痪

5月的南宁,无忧花开得正艳,而生活在南宁市大学东路29号生活区里的南宁鸿基职工们却忧心忡忡。据了解,企业改制后,这些职工都是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可如今他们的生活却过得异常艰难。

“我们日子过得太苦了!”在生活区大门口,44岁的女工李小萍说,自己带着一个上小学的女儿一起生活,母女二人住在小区一间22平方米的集体宿舍里,她每月工资仅1400元,扣除房租水电,连生活费都不够,社保、医保等根本没钱缴。记者注意到,这位单亲妈妈说话间眼睛里浸满泪水。

53岁的汤志光一家三口住在35平方米的房改房里。夫妇二人工资加在一起才每月3000元左右,还要供养一个刚刚职高毕业尚未找到工作的女儿。汤志光撩起衣服,指着腰部的一块伤疤告诉记者,自己十多年前在企业干活时受了伤,现在这里面还有钢板,经常疼得厉害,却不敢去医院。“医保都断缴了,哪还能看得起病呀。”汤志光叹息说。

像汤志光一样,秦家广、周孟卓等人都是南宁鸿基的老员工,他们的生活过得同样艰难。其中,秦家广一家四口挤在33平方米的房子里,他指着一张叠加床介绍说:“平时两个孩子睡上下铺,现在大儿子结婚了,家里住不下,只能出去租房。”从老秦家出来,楼梯一角的杂物间传出窸窸窣窣的响声,记者看到一只老鼠正在寻找食物……

职工生活如此艰难,企业工会知情吗?对此,南宁鸿基机关党支部书记、办公室主任郑明友的回答令记者吃惊:“别说工会了,连党组织都瘫痪了。”

在南宁鸿基伊岭生产厂区,原党办主任梁萍接受了记者采访。她说,改制前公司有党员138名,如今只有58名。从2012年开始,企业就没有发展过新党员,民主生活会基本没开过。2013年7月公司党委换届,党委书记、董事长陶伯强指定了9名候选人,其中5人已办理退休手续,这届党委被党员戏称为“退休党员俱乐部”。特别是在纪委委员选举中,候选人黄明森票数没有过半,但陶伯强依然宣布黄明森当选并上报南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多名党员就此向经开区党工委举报才得以纠正。

以陶伯强为书记的新一届党委的做法,引发党员们的强烈不满,许多党员连党费都不交了。记者在南宁鸿基党办查寻发现,有7名党员自2015年1月起便不再交纳党费;包括企业党委书记、副书记、纪检书记在内的16名党员从2016年1月开始不再有交纳党费的记录。

“企业工会的生活更不正常。”郑明友告诉记者,南宁鸿基工会最后一次换届时间是2011年10月15日,2015年10月任期届满至今没有改选。工会主席已两年多不在公司上班,新进职工申请入会无法进行,去年在职职工参保的广西职工医疗互助保障到期后也因无工会组织牵头办理手续而失效。

郑明友说:“对于企业的现状,特别是党组织瘫痪的情况,我们曾多次向上反映。作为机关党支部书记,我曾将一份有近30名党员签字的材料递交给经开区党工委党群工作局,但至今没有结果。”

企业监管缺位

大股东专权小股东受害

南宁鸿基为何落得如今这般境地?公司总经理何栋认为,主要原因是“监管缺位”。他说,改制后的南宁鸿基成为无上级主管企业,以董事长陶伯强为首的大股东独揽大权,恣意妄为,职工小股东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

谈及陶伯强的专权,南宁鸿基职工黄晚晴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件事:2010年,陶伯强指使公司出资156万元购进一辆德国S350奔驰车供自己使用,并让自己的专职司机享受公司中层副职待遇。这辆车的维修费、使用费和司机工资开支每年超过20万元。黄晚晴曾就此向陶伯强做出善意提醒,陶伯强却霸气地说:“今天在鸿基,我就是大王。”

“一把手的专横给企业投资决策和经营管理带来巨大损失。”南宁鸿基副总经理刘务锹说,公司分别于2003年和2008年实施大学路生产区、河南分厂生产区搬迁改造,两次搬迁共计获得政府支持资金2.9亿元。陶伯强利用这些资金盲目上马了商品混凝土项目、管桩项目、PE管项目、PC棒项目等。2013年1月,管桩项目被承包给广东一个姓雷的老板经营。因雷某屡次违约,南宁鸿基股东多次提议并通过股东会决议方式要求终止承包,陶伯强却拒绝执行,公司由此损失1600多万元。

最让职工不能忍受的是陶伯强在鸿基工业园项目建设中的腐败行为。按照市政府批复,南宁鸿基位于南宁市长凯路23号的厂区要建设工业标准厂房即鸿基工业园。对此,董事会提出由公司自筹资金分期自行建设的方案并由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但陶伯强却擅自决定该项目与广西国彬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国彬公司”)合作开发,2012年2月15日与国彬公司签定《联合开发合同》和《租赁经营合同》。

“国彬公司实际上是一家由陶伯强幕后主导、专为侵占南宁鸿基职工股东利益而成立的私企。”何栋告诉记者,国彬公司是在鸿基工业园项目获批后于2011年11月18日成立,现注册地就在工业园;其建设工业园缺少启动资金,陶伯强操纵南宁鸿基借给1000万元;根据政策,南宁鸿基作为工业园投资主体获得市政府财政补助款2756万元,陶伯强又不顾股东和员工的反对,将国彬公司确定为“共同投资主体”,把南宁鸿基财政补助款的70%输送给国彬公司。

在鸿基工业园,记者见到国彬公司董事长徐国。他说,国彬公司和南宁鸿基是合作关系,按照合同,国彬公司投资建设工业园,并每年向南宁鸿基交付500万元的租赁费,拥有20年的租赁经营权。现在南宁鸿基内部股东闹矛盾,却把火烧到国彬公司,常常有南宁鸿基职工来工业园闹事……谈及原因,徐国建议记者找陶伯强了解情况。

记者随即联系陶伯强。在先后拨打10多个电话无人接听、又连发多个短信未获回复之后,记者来到位于南宁市南湖公园旁边的嘉和南湖之都小区陶伯强的家。但陶家大门紧闭,门口围拢着数十名南宁鸿基的上访职工。一位叫罗杰的职工告诉记者,他们曾就企业欠缴职工社保、医保问题找市社保局等多个部门反映情况,但却始终没人管,最后只好来围堵董事长家。他说:“瞧,陶伯强就生活在这样高档小区的豪宅里,却对我们困难职工生活不闻不问,我们几乎天天过来堵,连个人影都见不着。”

小股东依法维权难

改制企业陷困境

据何栋介绍,对于陶伯强的专权和腐败,南宁鸿基的职工小股东从2014年就开始向经开区及南宁市政府反映情况,却一直未能得到重视。此间,陶伯强加快了侵占职工权益的步伐。2015年,他找来广西晟景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晟景公司”),要以超低价收购南宁鸿基资产。职工查询发现,这家晟景公司,注册在陶伯强家附近一家旅馆六楼的客房里,成立三年未有一笔交易和税金。而同期,国有大型企业华润水泥公司曾提出以更加合理、优厚的条件收购南宁鸿基,却遭到陶伯强的拒绝。

南宁鸿基的职工小股东开始依法维权。他们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于2016年4月19日召开股东大会。一张“4·19”股东大会的光盘重现了当时的情景:近80%的股东(代表约60%股权)参会,大家投票选出新一届董事会和监事会,何栋成为新任董事长。然而,当他们到南宁市工商局经开区分局办理企业法人代表变更手续时,却遭遇了红灯。

工商部门因何拒绝为南宁鸿基办理法人代表变更?记者来到南宁市工商局经开区分局了解情况。分局注册登记股股长陈嘉说,南宁鸿基当年改制时,设计了身份置换股和身份出资配股、普通出资认购股、经营层岗位股及岗位配股等,也就是说实际上所有职工都有股份。但他们却没有登记为“股份有限公司”,而是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按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股东为50人以下,南宁鸿基当时只注册了13个股东,其中6个自然人股东、7个持股小组代表股东。这就是说多数职工小股东登记在持股小组代表名下,虽然他们都持有出资证明,但却无法通过登记档案确认。

这是否意味着当初国企改制在制度设计上存在问题?曾任南宁市企业改革整顿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梁峰林予以否认,他说,当年南宁鸿基改制是严格按照国家政策推进的,至于如今职工权益受到损害,应该属于企业内部纠纷。那么,80%股东代表约60%股权召开的“4·19”股东大会能否获得官方认可呢?南宁市工商局经开区分局局长毛国兴称:“这个事很复杂,经开区管委会为此开过很多次协调会。管委会领导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处理。”

据了解,在“4·19”股东大会之后,南宁鸿基曾一度重现生机,他们与华润水泥公司合作,在伊岭生产厂区挂上“华润装配式建筑生产基地”的牌子。“然而,因为企业工商登记手续一直不能变更,陶伯强又拒绝交出公章,南宁鸿基的正常经营受到严重影响。”何栋说,特别是陶伯强主导的原管桩项目承包商雷某因拖欠供应商材料款遭多起诉讼,南宁鸿基所有银行账号被法院冻结,冻结资金2103万元,致使企业无法正常经营、濒临倒闭,数百名职工社保、医保欠缴,生活艰难,大家开始联名举报和集体上访。

“国企改制,坚持党的领导是关键,推动公司化治理是核心,保证群众利益是根本。”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国企问题研究专家李锦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而南宁鸿基党组织瘫痪、企业濒临倒闭、职工利益受损,这无疑是改制的失败。对于这样的改制企业如何监管?大股东侵吞职工利益的行为谁来查处?职工依法维权为何艰难?这些都应该是有关部门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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